材料   北洋军阀集团以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列强为其依靠，即它除了努力强化其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军事力量外，还需要借助外国势力的支持。在外交上，历届北洋政府都依赖外援及接受不合理义务，再与英、美、日等国或明或暗地进行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勾结。历史和地理原因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无力东顾所留出的空档，致使北洋政府与日本的关系尤为密切，而日本从各方面对中国的操纵与影响，在这一时期表现得也极为明显。而列强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在华利益，维护其势力范围，也以经济援助和政治干预等不同手法与北洋政府进行交易。一方面，北洋政府被迫实行的开放性外交引进了外国资本、商品和科学技术，同时也间接引进了西方文化，这些均有利于北洋政府摆脱财政危机和中国民众思想素质的提高，对中国民族主义发展起刺激和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外国得以控制中国市场和财政，操纵金融和海关等经济命脉，使中国更难以收回已丧失的主权，致使多次外交交涉均因国力不足而宣告失败。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开放性外交是适应近代国际政治环境必然要求的。

——摘编自王溶《北洋军阀政府外交浅析》

材料一   北洋政府财政部部长熊希龄在1913年10月向袁世凯提议由财政部派监理官前往各省份驻官银钱行号监视包括纸币发行在内的一切业务，并由财政部拟具《各省官银钱号监理官章程》。北洋政府制定了很多推广中国银行纸币的法令措施，1913年还专门颁布了《中国银行兑换券暂行章程》，规定一切官款出纳及商民交易，完纳各省钱粮赋税，发放官俸军饷等，一律通用中国银行兑换券，如有拒不收受及折扣、贴水等，从严取缔。中国银行纸币很快树立了良好信誉，发行量迅速增加，从1912年的106万元，增至1927年的1.59亿元，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中资发钞银行。

——摘编自石涛《近代中国纸币发行权演变研究》

材料二   1912年至1928年，这16年的历史，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的继续和发展，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时期，具有它独具的特点，有它展现出来的突出问题，也为未来开辟了道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新的因素也在不断增长。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 孔子从个人修养的角度强调体育的重要性，把学习射、御、舞当作人自身修养的必须内容看待，是推行“礼”的具体工具。这种思想教诲人们不要执着地向外开拓，而要潜身于所谓的自省。人们往往表现为知足常乐，不为人先，影响了中国古代体育注重和谐的整体化伦理。汉武帝之后，大一统思想强调自然界整体事物之间的内在关系，对体育观念影响很大。宋明理学很大程度上强化了社会成员的服从意识，俯首帖耳、顺者为孝成为青年人品格的理想要求。对于以“动“为基本特征的体育娱乐活动的发展形成了无形的屏阻，这为重文轻武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清代更是忠实地借鉴了宋明理学的做法,在统治者对儒学的极力推崇中，进一步完善了传统体育观念从文武并重向重文轻武的转变。

——摘编自 王京龙《儒学发展对传统体有观念的影响》等

材料二     近代社会，身体改造成了救亡图存的希望所在。1902 年,《新民丛报》发表“军国民篇”,掀起了近代中国的军国民体育思潮，在军国民主义倡导者的眼中,体育应该直接服务于国家。民国建立后，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五育并举”，将体育摆在了与德育、智育同等重要的位置，对近代学校体育的发展影响显著。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人们的个人意识逐渐觉醒，更加重视身体教育在实现个人幸福与发展上的重要意义。五四运动前后，美国实用主义教育传入中国，其“个性自由发展”的主张对中国的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22 年，北洋政府颁布《壬戌学制》，将“体操科”改为“体育科”，以育人为目的的身体教育成为学校体育的主流。体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近代形式的运动会陆续在中国出现。

——摘编自 王勃然等《近代国人体育观念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