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汉开始，黄河水灾日益严重。公元前132年，黄河在狐子决口，武帝派汲黯（人名）和郑当时（人名）主持堵口工程，但随堵随决。当时外威田蚡（人名）任丞相，因怕治河影响其封邑收成，故劝武帝：“江河的决口都是天意。”受其影响，武帝不再堵口。公元前109年，正好天旱，黄河水浅，武帝终下决心堵口。汲仁（人名）和郭昌（人名）率领数万兵士投入工程，武帝亲临现场。经过一番努力，决口终于堵住，黄河恢复了故道，分两股入海。
——据葛剑雄《汉代对黄河的治理》
材料二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仓促建立的治黄体制，是一种双重管隶、三方关联的架构。在形式上，黄河水利委员会接受第一战区司令部与行政院经济部的双重指挥，以体现战时河政与军政的协调与配合。实际结果则是，治黄责任主体不明，军权、财权、事权各自分离，相互掣肘，黄泛区治黄工程寸步难行，最后还牺牲了河防与民生。
——据张岩《战时国民政府治黄体制的运行及其困境——以黄泛区治黄工程为中心》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把黄河治理当作事关安民兴邦的大事予以高度重视。1950年1月，中央决定把黄河水利委员会改为流域性机构，统筹全河水利事业。同时，中央政府对黄河的投资不断加大，以1951年为例，仅工程费一项就比国民党统治时最好的年份还高五十七倍。在水利部和黄委会的正确领导下，人民群众劳动的热情高涨，成效很大。
——据郭书林、王瑞芳《从治标到治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汉武帝时期黄河治理的因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黄泛区治理的弊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中国初期黄河治理的成功经验。
材料一 近百年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新编》总论
材料二：随着中国大门被迫打开，西方先进的机器生产方式使中国人眼界顿开。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诞生了。然而，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通过发展资本主义走向富强；封建主义也设置重重障碍，限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抱着实业救国的信念，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残酷挤压的夹缝中奋力拼搏。辛亥革命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出现短暂的春天，创造出不少令世人瞩目的业绩。
材料三 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的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产值,下同)在五年计划的前三年共增加了177亿元,而1956年这一年就增加了139亿元。正是由于这种迅速的发展,1956年的工业总产值达到了586亿元,超过了五年计划所要求的1957年的指标。从主要工业产品看,钢产量前三年共增加了150万吨,而1956年就增加了161万吨。……此外,如电力、煤炭、石油、化学肥料、水泥等重工业产品,1956年的产量比前三年的年产量都有较多的增加。喷气式飞机、载重汽车、大型发电设备和单轴自动车床等重要新产品也都是在这一年制造成功的。
——《1957年政府工作报告》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840-1919）中华民族为“近代化”进行了哪些努力（重大事件）。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促进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短暂春天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归纳“一化三改造”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特点。
材料一 我国传统礼仪制度蕴含着丰富的劳动教育内容。《礼记》中的很多篇对人们起床以及入睡时间、从早到晚不同阶段所应该从事的劳作类型及承担的职责等进行了明示和阐述。自周代起，学校中的学生到了农忙季节就要离开学校回乡从事农业生产，只有在每年冬天的农闲阶段才是进入学校学习的主要时间段。在我国古代社会，一般家庭都具有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提倡重视脑力以及体力劳动，并且通过家训家风的形式将这种优秀传统传承和发扬下去。
——摘编自杨玲《论优秀传统文化在劳动教育中的影响》
材料二 1949年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指出：“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将“爱劳动”列为国民五项公德之一。……1954年，因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仍普遍存在，部分小学和初中毕业生不愿毕业后成为劳动者，对无法如愿升学产生不满。在此背景下，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文件，提出要加强劳动教育，提高生产技术水平。……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要克服教育工作中的右倾思想和教条主义，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中共中央首次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我国的教育方针。
——改编自刘向兵《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论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劳动教育的特点及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劳动教育的背景和影响。
材料一 1840年以来的国史，是中国作为政治共同体重新发明的历史。1840年后，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体系嫁接于完全不同的政治传统与社会民情，中国强行被纳入西方话语的民族国家，中国人进行了艰难建国思考和探索。中国再造，始终处在由外生嫁接所带来的强烈焦虑状态和排异反应。近代中国的压力不是内生的，主要源自欧洲的挑战和压力。1840年以来，中国从没有过从容应对局势的余裕，亡国亡种面前，生存与发展始终是第一要务。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引发外部的恐惧和打击。外部敌意放大，保守实力回潮，尤其考验思想者的政治智慧与政治耐性。
——摘编自余盛峰《近代中国及其命运》
材料二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霹雳震天、红旗漫卷。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在人们心目中最为不可磨灭的记忆之一，它开辟了一条使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新道路。邓小平曾评价毛泽东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其伟大开端就是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伟大开端》
材料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历史，对新中国发展史非常关注，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他明确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从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到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这二十多年的历史，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二十多年的历史，有成功的经验，也经历了曲折。同时探索过程当中取得的重大成果也不能忽视。
——摘编自《如何认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再造”的内涵，归纳中国人为“再造中国”作出的探索。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过程。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在“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联系，评价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建设。
材料一 晚明清初以来，“伶人士人化”倾向显著。一方面，当时家庭戏班繁盛，士人不仅参与戏曲编排，甚至“下海串戏”，部分士人更是被迫“以曲谋生”。另一方面，“伶工贱伎”的卑贱身份驱使伶人崇儒尚雅。乾隆时，伶人桂林官不仅喜书史，擅画兰，而且“能举业”，并因此入幕做了幕僚。部分伶人品格高尚，名垂青史。劝谏明朝大臣钱谦益投水殉国的柳如是便为其中翘楚，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晚年耗十年心血著八十万言《柳如是别传》，以表彰其超越士人的品格气节，誉其为不世出之奇女子。
——据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等整理
材料二 京剧大师周信芳（1894—1975），6岁拜师，7岁登台，因表演风格与其他老生演员截然不同，独成一派——“麒派”。周信芳一生编演了许多新历史剧，九一八事变后，他排演《满清三百年》，宣扬爱国教亡，对历史上的汉奸卖国贼大加斥责。”一·二八”以后，他改编并演出了《明末遗恨》，唱词中有：“富家翁只知道鱼肉百姓，他把那国家置若罔闻”“兵是匪，匪是兵，长官造成”“这时候再取乐太无人性”等。观众观此剧，鉴古抚今，莫不感动。七七事变后，周信芳参加上海戏剧救亡协会，主持京剧的宣传演出活动，排演了《徽钦二帝》《香妃》《董小宛》《亡蜀恨》等剧，坚持以历史故事进行抗日宣传，直到1941年7月在敌伪胁迫下，才告停演。
——摘编自杨浩等《旧上海风云人物》
材料三 1951年，中央发布了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对全国旧剧团上演的数万出旧戏，以自愿和引导的方式加以改造；把群众喜爱的旧社会过来的老艺人看作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改革旧戏班中的旧徒弟制、养女制等不合理制度。1952年，文化部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23个剧种演出了82个剧目，戏曲名家梅兰芳、周信芳等获得荣誉奖，展示了戏曲改革的初步成果。梅兰芳、周信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他们为代表的艺术家以饱满的热情参加了各项艺术活动，为工农兵演出，参加了赴朝义演，忘我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演出。
——据欧阳雪梅《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这一时期“伶人士人化”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周信芳编演历史剧《明末遗恨》的主要目的，归纳周信芳编演历史剧的主要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央推行戏曲改革的影响。
材料 王进喜6岁靠讨饭为生,10岁给地主放牛,15岁到玉门油矿做苦工。1950年春,王进喜通过考试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他说,党把我们当主人,主人不能像长工那样被动地干活。艰苦的钻井生产实践,锻炼了他坚忍不拔的品格和大公无私的先进思想。铁人王进喜从普通工人成长为领导干部,但他功高不自傲,对工人和家属关怀备至。他与工友们发明了钻机整体搬家、钻头改进、快速钻井等多项技术革新。王进喜等人的经验和做法,很多成了油田的规章制度,如“三老四严”和回访制度。
1960年春,我国石油战线传来喜讯一一发现大庆油田。王进喜率领1205钻井队艰苦创业,打出了大庆第一口油田,为我国石油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中国工业战线一面火红的旗帜。“铁人精神““大庆精神”成为激励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铁人为发展祖国的石油事业日夜操劳,英年早逝。但铁人永远活在人们心中一一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到位于第一口井旁的纪念馆瞻仰铁人。
——摘编自陈必华淦爱品《劳模精神导论》
(1)据材料概括王进喜等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王进喜劳模精神的表现,分析他成长为劳模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1966 年3月，苏共二十三大，我党没派人参加，从此就断绝了两党关系，12月13日，苏 共举行中央全会，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了反华报告，并通过决议，指名攻击毛主席。1966年8月， 苏联驱逐了我国全部留学生，同时我国撤回全部工人，还清了全部贷款。苏联撕毁了猪肉换木材的 合同，两国贸易大大减少。1969年3月，苏联制造了珍宝岛流血事件，挑起边界冲突，并在中苏边 境陈兵百万和驻军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把中苏关系推向战争的边缘。
——摘编自《解密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
材料二： 1956年，我国决定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不久后，由于苏联拒绝再为援建的原子能 项目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我国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钱三强力荐年仅35岁的朱光亚担任核武器研究科技方面的总负责人。 在朱光亚的建议下，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陈能宽、周光召等人都加入进来，他们从最基 本的理论学习、实验准备工作，到规范科研管理、建立团队精神，仅耗费很短时间就搭建起了一套中国核武器研发的“黄金阵容”。1962年，虽然遭遇了三年困难时期，朱光亚等还是向中央提出了两年内进行我国第一个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的“两年规划”。毛泽东对此作出重要批示：“很好，照 办。”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许，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摘编自顾小英、朱明远著《我们的父亲朱光亚》
材料三：20 世纪50年代，以“一五”“二五”计划项目为重点开展的国防科技工业科研生产体 系建设，基本奠定了国防工业的基础，此阶段，国防科技研究以仿制较多。进入60、70年代，国防科 技工业自力更生，以三线建设为重点，形成了前后方的战略布局，初步建成了门类齐全、生产能力较 强、比较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涵盖核、航天、航空、船舶、兵器、电子、民口配套等行业和领域。改革 开放以来，国防建设向和平时期建设转轨。国防科技工业进行军转民，调整单一的军品生产结构。 坚持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提高研制起点。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坚持 “强化基础，提高能力，军民结合，跨越发展”的科技发展战略，不仅一大批高新武器装备研制成功 并装备部队，航空航天、民用核能等产业也快速发展，其成果在农业、国土、环保、减灾等领域得到有 效应用。
——摘编自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建设成就回顾与展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50～60年代我国高科技发展的战略重点是国 防工业的历史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我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原子弹研究取得突破的有利 条件。
(3)根据材料三，概括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建设取得的成就。
材料一 从1950年至1973年，日本引进了将近两千项铜铁工业技术，其资金94%是国内筹集的，在此期间，日本钢产量从700多万吨增长到1亿多吨。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因资金紧张，日本制定计划分批、分步骤引进技术。先把重点放在电子、钢铁、机械等重工业部门，虽然这些技术在当时并不都很先进，但对日本来说比较实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引进技术工作从重工业、化学工业等基础技术扩大到电子、合成纤维等一系列新兴工业技术领域。20世纪70年代以后，技术引进延伸到原子能、飞机、宇宙开发等领域。日本善于把外国成功的经验学过来，变成自己的。他们严格地依据自己的“支付能力”和“消化能力”，从实际出发，一切强调经济的合理性。20世纪80年代.在世界 43个主要技术领域，日本已经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
——摘编自马琳《再谈日本的技术引进》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防工业、基础工业和科学技术都有了较快的发展，在尖端技术领域汇集了一批高水平的专家，并开展了一些科研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同时，苏联政府也表示愿意在原子能及导弹技术方面给予中国援助。1955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做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决定。1958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国防科委，统一领导核武器、导弹武器和常规武器装备的科研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已初具规模，国防科技工业的领导管理体制也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已逐步建设了兵器工业、航空工业、造船工业、军事电子工业以及包括导弹核武器和航天技术的国防尖端工业；先后组建了导弹、核武器、飞机、舰艇、军用无线电、兵器等研究院，初步建立了比较配套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
——摘编自姬文波《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国防科技工业领导管理体制的形成和发展》
(1)根据材料一，概括二战后日本技术引进的主要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技发展的特征及其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中日技术引进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政府以片面的《美日安保条约》和《日台条约》为基础，对新中国奉行孤立不承认、“两个中国”和“政经分离”政策，导致从1949年至1972年23年间，两国政府间并无正式外交关系。尽管如此，两国在民间交往、经贸合作和文化往来等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62年11月9日，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签订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当年中日贸易颜就达到1.37亿美元。70年代初，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及尼克松访华，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创造了契机。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双方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关系正常化。1978年8月，中日两国又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法律上结束了两国间的战争状态。
——摘编自林代昭《中日关系史》等
材料二 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国际格局的变化和日本政局的不稳，中日关系逐渐出现重新调整的波动式局面。1995—1996年，中日关系甚至陷入最低谷，出现了“政冷经热”局面。虽然1997年出现了短暂的回暖，但2001年以后，小泉纯一郎首相在五年间六次参拜请国神社，并提出所谓的“文化特殊论”导致中日关系陷入比20世纪90年代中期更冷、更长的第二次“政冷”低谷。此后，安倍、福田先后出任日本首相，中日关系逐渐“回暖”，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对日本进行了被称为“暖春之旅”的正式访问，与福田首相一道，为站在新历史起点的中日关系做了重新的定位和定向。
——摘编自冀伯详《论战后中日关系》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日关系的变化及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20世纪90年代后中日关系处于波动局面的国际因素。
材料一 “七七”战端一开，国民政府规划了以川、云、贵、湘西为重心发展大后方工业的战略布局，组织了东部沿海沿江的工矿企业内迁，实行了一些奖励工业发展的法规和政策。许多工厂在内迁途中屡遭轰炸，但资本家与各厂职工们均表现出牺牲精神，“看见前面同伴被炸死……酒着眼泪把死尸抬到一边，咬着牙照旧工作”。内迁的工厂不仅填补了西部工业的大部分空白，还使大后方形成了一支包括企业家、科技专家和技术工人的工业建设骨干队伍。抗战8年，内迁工厂大体上保证了正面战场的轻武器供应无虞。当时西部地区所形成的工业中心区和各地的产业优势，许多至今仍保留着明显的痕迹。
——摘编自侯德础《西部地区两次开发的历史扫描》等
材料二 面对周边日趋紧张的国际环境，从1964年开始，我国在西南、西北内地省份为主的三线地区开展了一场以战备为中心的大规模基本建设，它历经“三五”到“五五”三个五年计划，安排了几千个建设项目。在三线建设过程中，中央还注意到照顾人民的利益，将基建投资从最初的1000亿元压缩到850亿元。广大建设者们怀着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抢速度的决心，经过长达十几年的艰苦奋斗，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主要产品生产能力、技术力量都已超过一二线地区。许多长期不发达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涌现了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摘编自郭德宏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1)根据材料一，概括抗战时期大后方工业得到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归纳新中国三线建设的特点。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我国历史上的这两次西部开发的共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