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950-1951年，新中国政府在旧中国工商税种的基础上建起以14种工商税收为主的税收制度。1959年，在国营企业试点税收与利润合并缴纳。到1973年为止，国营企业事实上只征收工商税。此时期，构建出的是一个新的财政类型，可称为“现代家财型财政”（下图）。

1983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试行国营企业“利改税”，即将国营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的制度改为缴纳企业所得税。1987年开始，政府与企业间广泛实行承包制，以企业相对固定的财政上缴（利、税），由此带来现代家财型财政的现实终结，国营企业领导人越来越多地学会像一个企业家那样去利用市场机会，其他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也获得了成长的缝隙和空间。在1994年集中进行的税制改革和2004年后逐渐开展的税制改革基础上，来源于大众财产或收入的规范性税收，真正成为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经历如此种种变革后，税收型财政成型，中国成为税收国家。

——摘编自江国华、韩玉亭《中国财政史十六讲》

材料   一百年来，经过艰辛的探索与频繁的变革过程，中国农村土地制度逐渐发展完善。如表是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历程表。

——摘编自范丹《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历程、基本特征与经验启示》

材料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状况

——摘编自朱慧玲《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资在中国大陆引进外资直接投资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

材料二   十三年来（1979-1992年）海外华人以及港澳台商在华投资，若与近代华侨在中国大陆投资长达八十七年（1862-1949年）相比，增加140倍；若与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在大陆投资的十七年相比，则增加了180倍。1979-1991年外商在中国大陆投资的资本构成详见下表：

——摘编自林金枝《1979-1992年-海外华人在中国大陆投资的现状及其今后发展趋势》

材料一   清代国家对粮食市场的干预源于传统儒家的“养民”和“聚民”思想，其目标是赈恤农民、维持农业生产和平抑价格，具体包括恤赏、减免、缓征、改征、借贷和籴粜等六类行为。清代国家干预粮食市场的相关政策以蠲恤制度为中心，依托于田赋制度、关税制度、漕运制度和仓储制度等诸多制度。其中，漕运和仓储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奏报制度提供了高效的信息支持。清代对恤赏、减免、缓征、改征、借贷和籴粜等国家干预粮食市场行为的适用条件和实施方式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在乾隆朝前后已形成定制，并成为影响市场发展的正式制度，对粮食市场产生了长远影响。

——摘编自胡鹏、魏明孔《养民与聚民：清代粮食市场中的国家调控（1644—1840）》

材料二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尽管粮食（作为商品）也自由流通了一段时间，但总体上粮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这一时期国家对粮食实行的是紧缺管控政策。1953年，国家出台《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对粮食执行统购统销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了粮食不足情况下的分配问题，以保障城乡居民人人有饭吃，以及工业生产对粮食的基本需求。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国家制定出台了一整套粮食定量供应的紧缺管控政策，尤其粮票，可以说是紧缺管控政策的核心与灵魂。1955年8月5日，国务院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粮票开始全面进入社会。

——摘编自王永春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变动规律研究及趋势展望》

材料三   2001年后，国家先后在8个省份进行粮食收购工作与销售放开试点工作，后又于2004年宣布在全国放开，由市场来决定粮食价格。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粮食是生活必需品，在消费端具有很强的刚性，但其生产端受到气候及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价格容易大起大落，所以在中国放开农业市场后，为保护国内农民的利益及其种粮的积极性，政府先后针对水稻、小麦等粮食品种出台了最低收购价政策。

——摘编自罗荃《新中国粮食价格政策演进内在逻辑与改革战略取向研究》

材料   近代中国，山河破碎，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为改变民族命运，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地探寻救亡图存道路，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及至中华民国成立，资产阶级政党蜂起，但没有一个是真正的革命党。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如同一幅壮阔恢宏的英雄史诗。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既是一部不懈奋斗史，也是一部理论探索史，更是一部自身建设史。百年来，党团结和领导中国人民奋斗的历程，也是党不断加强自身政治建设，以维护党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达到政治目标、完成政治使命的过程。党的政治建设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创与探索、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发展与曲折、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恢复与转向以及新时代的成熟与强化四个历史阶段，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摘编自刘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不可逆转》

2023年3月16日第一财经消息，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预算，当前我国低龄老人（60-69岁）总量保守估计已经达到了1.5亿，从2022年开始，我国就进入到退休高峰期。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与前朝相比，清代是中国人口剧增的时期。……据《东华录》记载，1651年（顺治八年）全国丁男之数是1000余万。其时，户籍以一户一丁计。若按户各五人推算，加上由于种种原因而隐瞒的人口，实际数字在6000万上下。到康熙时突破1亿；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猛增到3亿以上：1834年（道光十四年）已经超过4亿。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人口增加了6倍以上。同当时的生产力相比，其速度和数量都是惊人的。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   我们来看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口因素是如何在改革中被转化成高速经济增长的呢？我讲三个故事，作为改革开放三个历史瞬间的代表。第一个是小岗村的故事。……家庭联产承包制赋予了农民自主配置生产要素的权利，因此，一旦剩余劳动力显性化，需要转移的时候，体制条件便逐步与之适应。先是转移到更广义的农业即林牧副渔产业上，继而转到农村的非农产业即乡镇企业中，再进一步依次转移到小城镇、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第二个故事——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及其讲话。在这些讲话中，他肯定了经济特区，肯定了市场经济，推动了对外开放。从此，沿海地区吸引了更多的制造业投资，吸纳了大规模地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这种重新配置在微观上提高了农民收入，同时在宏观上提升了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第三个故事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此我们就真正地逐步参与到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之中，引进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把利余劳动力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当中，通过贸易中取得了国际竞争力，从而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兑现了我们的人口红利。……直至2010年之前，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10%。如果查阅世界银行的各国数据会发现，这个时期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有这么快的增长速度，也找不出任何国家在任何其他时期有过出这样的经济增长表现。正是由于独特的人口转变阶段，与独特的改革开放举措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教授在首届中国发展理论国家年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