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西方人及西方国家称呼的变化   

——据《从中国对西方人与国家称呼的变化》整理

材料   1985年，江泽民出任上海市市长、1987年任上海市委书记。他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全力促进上海的改革发展稳定。他领导制订上海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提出在20世纪末把上海建设成为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的发展方针。他积极支持浦东开放，把浦东建设成为国际化、枢纽化、现代化的世界一流新市区。他倡导建立了民主党派双月座谈会、新闻界理论界双月座谈会等制度，广泛听取意见。他注重以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建立了重大工程决策专家论证制度。在他倡导下，上海市政府每年必须为人民办几件实事，努力解决广大群众实际问题，改善群众生活。

——摘编自《江泽民伟大光辉的一生》

材料一中国近现代史学相继出现三种“新史学”及三次史学转型，在主旨和内涵上不尽相同，但都对传统史学加以“扬弃”，并且“弃”多于“扬”。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源远流长的传统史学范式趋于式微，而传播欧美史学理念及采用欧美范式来书写历史蔚然成风。同时，著述语言则大多采用杂糅众多翻译元素的现代白话文，书写的形式也从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札记体转变为专著、论文和通史等体裁，而历史研究的史学趋于形成；历史不再仅仅是帝王将相的事迹，而是国家、社会和民众的经验，而历史研究的要旨在于“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而非止于“记载事实”；历史叙事也不再以华夏中心，转而接受某种世界史观；历史的功用不仅在于资治和“惩恶扬善”，而且关乎国民教育和国族构建。此后，在1946—1966年间确立了效法苏联史学的范式和体系，基于意识形态的“新史学”。否定传统史学，排斥19世纪末以来的“新史学”和欧美史学，并且学术和政治的边界不清。历史研究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以唯物史观为解释历史问题的准则。“文革”结束以后，新时期中国史学界倡导思想解放，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史学思潮经历了“回到马克思去”“回到乾嘉学去”“走向系统化”“走向跨学科研究”等交替递进的演化过程。各种史学思潮的兴替，见证了这个时期中国史学的多样性，向欧美取法逐渐成为潮流，追赶国际史学的前沿；普遍注重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维度来考察过往，借助各种理论工具来发掘、组织和诠释史事，以揭示过去的意义。

——摘编自李剑鸣《欧美史学的引入与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

材料二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只是注解式地单向借用，而不能在细致微观的研究中加以深化、发展和修正，乃至新创自己的理论和概念，以“应对西方中国学的挑战”。因此，不可“对中国传统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传统视而不见”。

——摘编自《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