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6世纪，江南市镇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一个个人口稠密、商店林立、经济繁华的市镇涌现。其中，专业市镇占绝大多数，如松江府的朱泾、枫泾。据清人记载，“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朱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市镇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商业中心、工业中心，手工作坊主及其雇佣的工匠是其人口的重要部分。

——摘编自卜宪群总撰稿《中国通史》

材料二   在强行进入的外国资本主义冲击下，上海等口岸城市的近代经济畸形发展，其与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日渐突出。有的口岸城市甚至超越集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于一体的传统城市。近代商办企业绝大多数集中于东部沿海，至1949年，东部沿海工业产值约占全国的70.2%。

——摘编自吴松弟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等

材料三   1978年，中共中央决定实行对外开放，1980年在广东、福建设立经济特区。此后，对外开放逐步深化。90年代初，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中央依然决定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做出了以上海开发为标志的一系列深化对外开放的决策。上海日益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带动长江三角洲等地区的新飞跃。

——摘编自郭大钧主编《中国当代史》等

材料一   15世纪，特别16世纪及其以后一百多年，是英国所谓农业革命时期，其主要内容为圈地运动和农业技术的革新。也是恰当此际，乡村工业获得空前发展，形成了一批初具规模的新兴工业区。当时，不仅有奠定英国民族工业的毛纺织业，还有就地取材而发展起来的采矿、冶金、制盐、木炭、锯木等行业。其中的冶铁和采煤业，后来成为工业世界初期机械和能源的两大支柱。在此期间，英国新兴毛纺织业的产量翻了三番，不仅占领国内市场，而且大量出口，时有“衣被半个欧洲”之美誉，触角甚至伸到亚、非、美洲部分地区。生产组织形式也突破了分散的家内劳动制，形成“委托劳动制”。组织者或是毛呢商，或是工匠，前者提供原料而且拥有一定的资金，后者掌握了关键的工序。

——据王乃耀《十六世纪英国农业革命》等

材料二   在有着数千年农业文明的中国大地上，20世纪80年代涌现出一批农民出身的企业家，他们本是祖祖辈辈“土里刨食”的庄稼人，现在却穿行于银行与市场之间，成为第一批过起都市生活或接近都市生活的乡下人。1987年，中国农村经济中，非农业产值第一次超过了农业产值，乡村企业崛起，标志着中国踏上了国家工业化的新台阶。中国乡村工业的出现，不完全是农产品剩余发展的结果，它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原因。农村工业发展无论产权制度的完善，市场体系的发育，还是科学技术的投入、开发和普及，目前都处于欠发达状态。

——摘编自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

材料   1980年，在严重的城市住房短缺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启动了城市住房改革，对于当时的政府决策者而言，住房改革一方面要推动住房商品化和住房市场的形成，另一方面还必须对社会稳定做出贡献。低收入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不应受到负面影响，而应得到改善。因此住房改革必须是渐进的，必须与其他改革相配套。最初的住房改革举措是综合财政制度改革，将住房投资的决策权逐渐下放到地方政府、国营单位和城市集体企业。到1988年时，国家预算内资金在住房投资中所占比例从改革开始时的90%下降到16%，国营单位自有资金的比例上升到52%，非国有投资也开始占到20%。政府和国营单位下属的住房建设企业也通过企业改革成为经济上独立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在此期间，大批的新住房建设和旧住房改革项目得以上马，缓解了由于长期缺乏投资而造成的严重住房短缺现象。

——摘编自方可《中国城市住房改革：回顾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