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对“三公”进行了改制：一是尚书令由从前单纯为皇帝管理奏章文书发展到有权处理政务，出纳掌奏，操持机柄；二是侍从、散骑、常侍、给事中等加官，有权出入禁中，随从皇帝，以备“顾问应对”；三是一些皇帝的心腹大臣，如大司马、前后左右大将军等，因得到宠信，也被加上侍中或给事中的头衔，参与中枢决策。到光武帝时期，“三公”有事反借尚书以达上，“三公”举荐的官吏反要由尚书“澄洗清浊，覆实虚滥，以定取舍”。这样，尚书台实际上取代了三公府的地位，“三公但受成事而已”。

——摘编自史仲文、胡晓林主编《中国全史》

材料二   唐制遇下诏敕，便先由门下省和中书省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场所称为“政事堂”。……尚书左右仆射若得兼衔，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及“参知机务”等名，即得出席政事堂会议，获得真宰相之身份。……但到开元以后，即尚书仆射不再附有出席政事堂之职衔了。如是则他们只有执行命令之权，而无发布命令及参与决定命令之权。……凡属皇帝命令，在敕字之下，须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即须政事堂会议正式通过，然后再送尚书省执行。若未加盖“中书门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在当时是认为违法的，不能为下面各级机关所承认。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一   中国历代统治者对乡村的治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夏商周至隋文帝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夏商周时，出现了乡里制度的萌芽。战国时期，随着以郡领县的“郡县制”在各国推行后，乡、里以上行政组织渐具雏形，成为基层组织。秦汉时期实行郡县制，廷命官至郡县而止，其乡里制度则逐步成熟，既发挥基层政权的作用，又带有半自治的性质。第二阶段大致为隋唐、两宋时期。隋朝乡的基层官吏数量比此前大为减少，乡官权力也在逐步弱化。唐朝对城邑之外纷繁杂乱的各种聚落形态，进行全面规范和整顿，不仅从名称上统一为村，而且从法律上实施统一管理，职责完备，国家力量向基层社会进一步渗透。这一阶段处于由乡里制向保甲制、由乡官制向职役制的转折时期，乡和里的地位逐渐沦落，乡里自治功能逐步弱化，官方的控制与统治逐步增强。第三阶段是从王安石变法至清代，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治权所代表的官治体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县为基层行政组织，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保甲对乡里的控制更加严密，乡村自治的色彩越来越弱。但到了近代，原有的保甲制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最终在清朝末年为乡镇地方自治所取代。

——摘编自唐鸣刘志鹏《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历史变迁》

材料二   “光荣革命”后，英国社会事业的重点是救济贫困，组织形态以教会和慈善组织自发为主。18世纪20年代以后，教区相继建立济贫院，“济贫院体制”逐渐发展。到18世纪70年代，全国约有2000所这样的济贫院。19世纪30年代起，议会先后通过修订《济贫法》（1834年），颁布《公共卫生法》（1848年）《初等教育法》（1870年）等，要求政府承担更多扶助贫困和提供基础教育的责任，并增设济贫部（1847年）地方事务部（1871年）教育部（1899年）等政府机构，搭建起管理社会事业的基础框架。

——摘编自王薇《英国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历程、特点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