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肇始于西汉的和亲政策，可从先秦时期华夏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婚姻中寻觅到踪迹。先秦时期，部落首领为自身的利益，采用联姻的方式建立利益同盟。春秋时期，华夏与戎狄蛮夷等少数民族间及各诸侯国之间的联姻活动更为活跃。中原王朝之所以产生以婚姻结戎狄的观念，与其根深蒂固的家族宗法制度是密不可分的。中原农耕社会以家族为核心，而家族又以血缘为依据，血缘则是建立在婚姻的基础之上的，“夫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为宗庙，下以为继后世者也”。而将联姻运用到处理民族关系之中，并将之制度化，形成专门的政治策略，则始于汉高祖之时。

——摘编自范香立《唐代和亲研究》

材料二   唐代前期，唐王朝以“天下之主”自居，在奉行“华夷一家”民族政策的背景下，为了显示对外藩首领的恩宠，当时公主和亲相当频繁。在唐代有史记载的和亲公主16人中，前期（肃宗之前），有12人，作为和亲对象的少数民族多达6个，在地域上遍及西方、西北方、北方和东北方。安史之乱后，“华夷有别”观念占据主导，民族关系逆转，和亲次数锐减，只有4次，和亲对象均为回纥。在唐代前期“华夷一家”民族观念占据主导的前提下，唐王朝多将和亲作为巩固政权的手段，而少数民族则多希望通过和亲来加强与唐王朝的关系，以得到扶持和奖掖。而中后期的和亲政策则成为唐王朝挽救岌岌可危局面的良方，此时和亲多为争取少数民族的军事支持，或是对其军事支持的奖赏。

——摘编自孙玉荣《论唐代民族关系变化对公主和亲的影响》

材料一   中晚唐五代时期，在完善科举考试监督体制方面，除中书门下省的复核和复试制度之外，中央采取了其他措施来保证科举的公平，如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实行锁院制度。此外，在唐前期科举制度刚施行时，就有相关法律做保障，而且该法律确实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执行。中唐以后，中央对科场违纪的惩治明显增强。中晚唐明确规定，由御史台对科举考试进行监察。御史台专门负责执行锁院任务，监察考官、举子的违纪行为，查办科场案件和相关纠纷。

——摘编自金滢坤《论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的复核、复试及监察制度》

材料二   宋承唐制，并对科举进行了整顿与改革，使之更加完善。且宋朝皇帝十分重视选拔文士治国，所以科举取士至宋时达到了极盛。两宋进士科共开118科，录取进士42000余人，是中国历代取士最多的王朝。开宝六年（973年），宋太祖在讲武殿亲自主持进士科考的复试，从此确立了殿试制度，使“及第”（考中录取）之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此后形成了乡、省、殿三级考试。到嘉祐二年（1057年），宋仁宗下诏“进士殿试，皆不黜落。”自此，凡省试合格，殿试就只有名次之别而皆成进士了。为杜绝请托舞弊之风，宋淳化三年（992年）以后，相继建立起锁院、糊名、誊录、磨勘等制度，从而把科举考试基本上建立在了公平竞争的基础上。

——摘编自马茜华《中国古代选官主导方式演变述论》

材料一： 清朝在中央设立理藩院，与六部平行，主管边疆民族事务，为使管理规范化，制订并不断修订补充《理藩院则例》《回疆则例》等法规，通令实施。在地方，在加强中央集权、保证政令统一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因俗而治，采用适合当地民族社会的统治体制，而不强求划一。制定笼络安抚少数民族上层的各项政策，如封爵、给俸、年班朝觐、联姻等。从治国需要出发决定对待各种宗教的方针政策。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 近代以来，在国家四分五裂、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御外侮，为维护国家主权统一、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频繁迁徙，逐渐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面积广大，自然资源丰富，但与其他地区特别是发达地区相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可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从而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和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步伐，实现各地区的共同发展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摘自《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

材料一   纵观历史，中国古代文官选拔制度由简单到复杂，由草创到成熟，历经了选贤任能制、察举征辟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等四种主导制度。中国的科举制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官考试制度，唐朝统治者为了适应封建经济与官僚政治的高度发展，改进了科举选官制度，使得科举制度进一步走向了成熟。但唐代举子在参加科举考试前，要进行“行卷”，投“行卷”是为了“公荐”，“公荐”就是声望地位较高的公卿大臣向考官推荐考生，而这种考生一旦考中便和考官结成很深的师生裙带关系。同时，科举考试内容单一，过分强调文学诗赋，而忽视了其他促进社会发展所需的各种文化知识，尤其是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忽视，使广大知识分子严重脱离社会实际生活，全部集中在这条狭窄的出路上奔走竞争，把人的思想束缚、禁锢于一定范式中，造成中华民族在表面的文化繁荣下日益走向空洞衰弱的颓唐之势。

——摘编自徐惠婷陈一琳《唐朝科举制度的影响和启示》

材料二   西方“文官”只限于非选举产生和非政治性任命的政府文职工作人员，是国家机关中从事日常行政工作的事务官。凡职业文官都要经过竞争考试，如1870年英国枢密院规定：凡未经考试并没有文.官事务委员会及格证书者一律不得从事任何文官职务。许多西方国家的法律规定，职业文官不得参加政党或工会；不得兼任议员；不得公开发表政见，对政府任意批评。政府不能轻易地解除文官的职.务，依照法律一直服务到退休为止。西方将文官分为若干门类和等级，编制出各类职位的名称标准和级别，并以此为准绳，来处理文官的任用、工资、升职、转调范围、培训以及退休等问题。文官只对法律和法定的职权负责，对国家、对民众、对上司、对下属都是一种法定的关系，其在行使职权和执行国家公务时，都须有法律的依据，若违反法律，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摘编自宋欣《西方文官制度的基本特征》

材料一 秦汉时期，民族关系的热点和焦点在北方，特别是与匈奴的关系。秦汉之际，匈奴的势力逐渐强大，从高祖到汉武帝即位初，汉匈都一直有和亲之约。但从汉武帝开始，汉匈双方发生了近五十年的战争，到汉光武帝时，匈奴分裂南北两部，南匈奴附于汉，走上了与汉民族融合的道路，北匈奴被迫西迁。匈奴势力进入西域后，通过乌孙间接地开始控制西域，而汉朝通过和亲使政治势力进入西域，使匈奴势力呈消减的趋势，到汉昭帝时，匈奴势力有抬头之势，宣帝继位后出兵匈奴，加上匈奴内部不.和，逐渐结束了匈奴对西域的控制，西域都护成了西汉的一级地方政权。秦始皇时开始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治理，到汉武帝时，为了断匈奴臂，派张骞出使西域，加深了汉武帝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认识，最终设立益州等郡进行管理，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关系。

——摘编自王文光《秦汉时期民族关系互动述论》

材料二 清朝入关后，随着对边疆地区统治的扩大，理藩院职掌范围也扩大到西北、西南边疆地区，成为清朝管理少数民族的中央机构。在东北地区实行军府制，设立将军，兼管军政和民政；在西北地区主要采取军府制统治，设伊犁将军，总统天山南北的军务与民政，并设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在北疆的蒙古族聚居的地区推行盟旗制度；在西藏地区则根据当地的宗教信仰特点，通过西藏的上层，实现政教合一的统治体制；其他如在西南地区仍袭明制，实行土司制度。清政府通过封爵、给傣、联姻、朝觐制度等措施，极尽拉拢、抚绥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清政府在东北、外蒙古和西北边境，设置了一系列军事哨所，此外，清政府还在东北、西北、蒙古地区设置台站，开辟驿路。

——摘编自张艾力娜布琪《清代民族政策略论》

材料三 按照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各少数民族依法享有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同时享有自主管理本地方、本民族事务的权利。民族自治地方的自力更生和开拓进取，加上国家有力的扶持和帮助，特别是从2000年以来，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使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得到改善，又新建许多工业项目，把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加快了民族地方的发展。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强调各民族语言文字平等的原则，充分保障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权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极大地凝聚了民心，顺应了民意，反映了民情，从制度上彻底粉碎了国内外分裂势力破坏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野心。

——摘编自陈国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由来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