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湘鄂赣地区在民国时期是较为富庶之地，矿业、纸业是平江的主要工业，浏阳出产鞭炮、夏布等大宗商品，工商业较为发达。国民政府的围剿和掠夺，破坏了生产，激化了社会矛盾；而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开辟给受压迫阶级带来了新的希望。从1929年冬至1931年秋，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先后设立省县区各级苏区红色银行，发行了几种版别的银币和五十多种苏区纸币。苏维埃政府发布《平江县苏维埃政府为创办工农银行颁发的布告》和《敬告群众书》，向群众广泛宣传并进行政治动员。革命根据地的金融改革为巩固苏维埃政权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摘编自《红色金融史：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金融机构》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将各解放区的地方银行整合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行。在建立中国人民银行体系的同时，人民政府还建立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合作银行等国有专业银行。人民政府还接管了国民党政府官僚资本保险机构，成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新中国成立后，私营银钱业倒闭成风，人民政府推动其走向联营、合营，向公私合营转变。在农村，中国人民银行确定了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的工作方针。首先建立信用互助小组，再由互助小组逐步发展到信用社。到1956年，一乡设立一个信用社，实现了农村信用合作化。

——摘编自赵学军《新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变迁与历史经验》

材料一 1814年9月，英、俄、奥、普、法的全权代表会聚维也纳。法国提出，“恢复旧秩序”必须遵循“正统”原则，那些被法国革命推翻了的封建王权和制度都是“正统”的王朝，“恢复旧秩序”就是应该恢复这些“合法”的王权及其原有的旧疆界。这--原则得到大会的一致赞同，同时还决定把补偿原则作为大会的另一指导原则，即大国在瓜分小国领土时，如某一国要求未能得到满足，则可在其他的地方获得补偿。1815年3月20日，拿破仑返回巴黎。为了集中力量进行反拿破仑战争，英、奥、法、俄、普、西、葡以及瑞典八国于6月9日共同签署了《最后议定书》。《最后议定书》共121条，主要规定了欧洲版图的划分，以及明确欧洲各河流完全自由航行。议定书还有17项附件，内容涉及大国对海外领地的划分、呼吁各国停止奴隶买卖、关于外交代表等级的章程等。

--摘编自方连庆等主编《国际关系史（近代卷）》

材料二 1919年1月18日，27个战胜国的代表云集法国巴黎，召开关于结束战争、安排世界新秩序的和平会议。由于美国和亚洲国家的出席，这次会议成为历史上第一次全球范围内的构建战后秩序的国际关系会议。巴黎和会虽是处理战败国的“分赃会议”，但“俄罗斯问题”也引起和会的重视。和会批终签署的《凡尔赛和约》分为两部分，第一章是国际联盟盟约，余下部分为对德和约。

-摘编自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

材料一   唐朝廉政建设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御史台成为唐代中央最高监察机构，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其长官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和监察御史共同承担具体的监察职责，又各有分工。在尚书省设立了都省机构，《唐六典》云：“都省掌举诸司之纲纪，与其百僚之程式，以正邦理，以宣邦教”。言谏官是设在中书、门下两省向天子进谏得失的官员。唐朝在科举制度中有锁闭考官、搜索夹带、糊名暗考、审查复试、对照笔迹、回避之制。唐代规定“每个官员任职连续在二百日以上者方可参加考课”。诸司和各地将考簿送达尚书省后，由吏部考功司进行复审，其中“（考功）郎中判京官考，员外郎判外官考”，如发现不符，有权纠正。在以道德教化为指导思想的前提下，唐代形成了“宽仁慎刑”的治国方针。

——摘编自叶玲《浅析唐代廉政制度建设》

材料二   在西方，各国都制定了文官必须共同遵守的总法规即文官法、公务员法，以及一系列分类、单项法规，如西方国家对利用职权索贿、受贿的惩处较重，一般视情节轻重判刑6个月至5年，视行贿与受贿同罪判罚，授予肃贪机构以特殊权力。西方各国的换届选举及高级官员具有高度流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官员贪污腐败的可能性；文官回避制度又使政府官员难以结成营私舞弊的关系网。在文官的选拔任用上，各国普遍实行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制度，确保“入门”时文官队伍的高素质。政府既有年中、年末的正式考核，也有平时上司的随时督察，行政活动必须公开、透明。与此同时，西方从法律、制度上赋予社会公众、利益集团、新闻媒体严格监督政府的权力，特别是新闻舆论，在西方素有“第四部门”之称。在职业保障方面，实行无过失常任制；公务员有权申诉或要求救济；坚持定期提薪、同工同酬等原则；任何部门不准随意扣减、拖欠公务员工资。

——摘编自时聪《西方文官制度中的廉政机制及其借鉴启示》

材料一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尊崇儒术”的建议，儒法会通合流加速。礼刑结合、儒法会通，成为中国古代社会长治久安、国家治理的关键。国家重视发挥法律与道德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促进作用。在法律基点上，强调官—民、君权—民权的和谐统一；在文化传统中强调法律的教化作用。在统治者看来，诉讼减少会大大节约国家有限的资源和力量。在古代的各级官员看来，解决矛盾纠纷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礼教德化百姓，尽可能减少纠纷的发生；而在纠纷发生后，也要通过士绅乡贤的有效调处，尽量避免到官府打官司。在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封建法律制度当中，在刑事法律当中也有不少体恤民情、轻判轻罚的人性化制度。

——摘编自冯玉军《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形成与特点》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打破法文化封闭状态的先锋队，是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

他们不仅创办报刊事业，还介绍西方法律思想家的著作。随着中国近代的商业活动和对外贸易急速扩展，落后的中国法律，无法调整新出现的法律关系，如公司关系、金融信用关系等。涉外的商业行为和商业纠纷成了西方近代民商法文化向中国工商界进行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鸦片战争后，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不同国籍的外国人大为增多，领事裁判权的适用范围也越来越大。在审理争诉的过程中，由于使用各自不同所属国的法律，所以西方的刑法、民法、程序法、法院组织法等传播到中国，也使中国固有的法治文明开始与西方的法治文明接触，发生了激烈的碰撞。19世纪六七十年代，翻译西方国际法著作的活动，在各方人士的鼓励和帮助下被广泛的提上日程。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法律的转型》

材料三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选举法》，以一定人口比例为基础，又适当照顾地区和单位，在城市与乡村间、少数民族与汉族间作了不同比例的规定，使全国各阶层、各民族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有相应的代表，中共党员占54.48%，党外人士占45.52%。第一届全国人大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不仅参考了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立宪的经验，还注意汲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中值得借鉴的成果。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不断修改，该部宪法在大会上获得审议通过。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一切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摘编自石仲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思想与实践》

材料一1956年，我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先后确认了55个少数民族为单一民族，使我国历史上长期受歧视、受压迫，不被承认或不敢承认自己的广大少数民族明确了族属，受到了国家法律的保护。而少数民族社会改革政策的贯彻执行，尤其是民主改革政策的贯彻执行，彻底废除了民族地区的剥削制度，解放了生产力，为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和繁荣开辟了道路。同时，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贯彻执行，使少数民族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为了满足少数民族干部的需求，国家还贯彻执行了少数民族干部培养政策，同时努力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水平，提升了少数民族的整体素质。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予以尊重，在语言文字上根据“自愿自择”和有利于本民族发展繁荣的原则，有效地化解了民族问题中这些因素的敏感性，促进了民族团结。

——摘编自罗树杰、徐杰舜：《世纪之交中国民族政策的思考》

材料二由于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与汉族发达地区之间的绝对差距在急剧扩大并将持续扩大，加上少数民族政策给予少数民族的优惠保护使得汉族同胞显失公平，双方对少数民族政策的认同感都在弱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各少数民族同样能顺应历史的潮流，享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物质和精神利益，促进本民族不断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际上中心模式论和单边主义倾向的影响。但是，无论它们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其根本目的都是要推销其自我文化发展模式，消解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多样性。社会主义时期，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虽然民族多样性的现状有长期存在的趋势，但是，随着民族之间的交往不断频繁紧密，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似之处越来越多。

——摘编自徐静《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政策变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