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70年代，日本社会发生了“自由民权运动”，旨在追求民主自由，实行君主立宪，因此，明治政府决定采取措施来加强近代政权的建设。由于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制度在法制方面的进步和先进，日本也迫切要求建立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制制度。为此，大久保利通等人提出“按照我国天皇统系的典例和人民的开化程度，斟酌其得失利弊，制定法宪典章”。1885年12月22日，伊藤博文出任日本首任内阁总理大臣，成立文部并积极推进文官制度的建立。

——摘编自姚春海《日本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及其启示》

材料二   1887年7月，明治政府参照欧美国家主要是德国的官吏录用制度，颁布了《文官考试试补及见习规则》，初步建立了日本的官吏考试任用制度。为防止政党滥用私人，保证常职文官的稳定，明治政府修订了文官制度。1893年10月，明治政府颁布了《文官任用令》和《文官考试规则》。这两个法令的制定，表明以考试任用高等文官的原则已经基本确立。为进一步防止党人猎官现象的发生，明治政府于1899年3月再次修改《文官任用令》，同时颁布《文官分限令》和《文官惩戒令》。前者是对在职文官的资格和地位给予法律上的保障，后者规定了对文官的惩处条件和惩处形式。这三个法令即是后来著名的“文官三令”。至此，日本的近代文官制度乃全面确立。

——摘编自姚春海《浅论日本近代文官制度建立的政治条件》

材料一   1816年，英国率先实行金本位制。19世纪70年代，金本位制在全球范围内确立起来。这个制度终结了各国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各国币值仅取决于其含金量，因而十分稳定。而国际汇率的波动可以用微乎其微来形容。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国际贸易额增加了三倍。其中，90%的国际贸易以英镑结算，各国80%以上的外汇储备是英镑。

材料二   受制于自然条件，黄金产量无法满足经济增长对货币的需求。币值的长期稳定，实际上等同于物价的下降。一旦一国黄金大量外流，就会造成通货紧缩，加剧生产过剩。而各国政府在货币政策受限的情况下，只能靠提高关税或殖民扩张来缓解压力。在一战和大萧条的冲突下，金本位制的弊端被进一步放大。与此同时，日渐削弱的英国也无力维系英镑的国际地位。20世纪30年代金本位制完全瓦解。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元正式取代英镑成为新的世界货币。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李晓耕《权力之巅：国际货币体系的政治起源》

材料一   老化是人类生命的自然进程，从字形本源看，甲骨文中“老”像“老者倚仗之形”。《说文解字》记载“老，考也……言须发变白也”。老年的标准也体现在致仕、减免税赋徭役和嘉奖优抚规定之中，如《文献通考》记载，晋武帝、北齐武成帝时以六十六以上为老，隋文帝时以六十为老，唐代宗时以五十五为老，宋太祖时以六十为老。民国时期，各地养老院章程规定，年龄在50至60岁之间，以是否失去经济来源、是否晚年生活难以为继作为“老年”的标准。此外，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曾推动公务员、教师以及邮政、铁路和海关职员退休制度立法，退休年龄亦即成为老年的标准。新文化运动期间，新青年和知识分子穷尽语言赞美青年，抒发对个人主义的向往，批判束缚人身自由的观念和制度，青年的“他者”——老年人则成为批判话语的实际承载者。

——摘编自马晓驰《后五四时期老年人家庭秩序“危机”及其价值重构的话语变迁》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前，工薪劳动者退休后的生活主要由国家负责，因而退休金几乎是职工退休之后唯一的收入来源，退休工资在原单位领取，由全国总工会和各级工会按照一定比率提取调剂金。199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明确了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目标，养老保险由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逐渐形成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职工统一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由此，我国完成了工薪劳动者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转轨，养老保险体系由基本养老保险、职业年金和商业养老保险三个层次构成。20世纪80年代后期，部分地区自发探索农民的养老保险机制，逐渐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城市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整合起来，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这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提高养老保险体系的运行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摘编自何文炯《改革开放40年：中国养老保险回顾与展望》

材料一   中国古代边疆治理机构的雏形最早可追溯到商朝。作为负责管理边疆民族事务的中央和边疆机构，其发展过程经历了萌生、完善和规范三个时段。商朝中央设置“宾”，掌诸侯朝觐。秦朝中央设置管理民族事务的“典客”，汉承秦制，中央继续设“典客”，并以长城为主，设置了完善的由塞、障、亭、燧组成的瞭望、预警和防御边防体系。隋朝沿袭秦汉羁縻制，任用当地民族首领为羁縻郡、州长官，轻徭薄赋，允许以土产代纳租税，进行相对宽松的统治。唐王朝还在边陲地区发展屯田、开辟互市贸易、妥善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元朝采取“政教合一”政策，在中央设置帝师和宣政院机构。明朝委派流官管理少数民族地区。清朝边政最先是着力完善国家行政建制，派军队驻守边疆，监督与管理并发展边疆经济和文化。

——摘编自谷家荣《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历谱识认》

材料二   民族问题是关乎国家兴衰的一个重要问题。抗战时期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初步探索阶段，不仅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探讨，而且大大调动了少数民族抗战积极性，为之后该制度的推广奠定了重要基础。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党提出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并作为民族工作的基本政策。其内涵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探索我党自己的民族区域自治方式；第二，充分保障少数民族的各项权益；第三，创建民族自治政权。政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在众志成城、浴血奋战的抗战时期。

——摘编自刘娜《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民族工作研究》

材料一

材料二清代“内-疆-外”治理模式中，广东省沿海（含“内洋”）为“内”，南海诸岛等“外洋”区域为“疆”，周边越南、吕宋、苏禄等南洋区域为“外”，“疆”发挥着保“内”驭“外”的关键作用。清代中央政府将南海海疆的治理范围扩展到了整个南海诸岛的陆海区域，在清代一系列官书、方志等文献中，一直将“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作为山川单位列入广东省琼州府辖下的万州治内。清代采取派官、驻军、户籍、税收四项治理方法对南海诸岛进行管辖，具体体现为基层政府对南海诸岛渔民的渔课征收，水师的巡海活动、朝贡护送以及海难救助等。雍正元年（1723年），清政府要求东南四省沿海商船和渔船必须用不同颜色的油漆涂饰船头和桅杆，以示区别，海船的两侧需刊刻字号，写明某省某州县某字某号船，明令“取鱼不许越出本省境界……船只有照方能下海”。另据《琼州府志》记载：“崖州协水师营，分管洋面。东自万州东澳港起，西至昌化县四更沙止，共巡洋面一千里，南面直接暹罗、占城夷洋。”

——摘编自王晓鹏《清代“内—疆—外”治理模式与南海海疆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