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65—1971年被视为南斯拉夫第二次改革高潮。这个时期改革的重点是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主张取消国家对经济的控制，特别是取消对投资决策的控制。1967年7月，联邦议会通过关于外国人对南斯拉夫劳动组织投资法。该法规定，在合资企业中，外资可占49%的股份，必要时还可以提高。外国资方可以将属于自己的80%的利润汇走，余下的20%应投资南斯拉夫企业，外资所得利润的税率为35%。同时规定，外资不能在银行、保险、国内运输、贸易、公用事业、社会事业和科研部门投资。实际上，从1965年起，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等国的资本已进入南斯拉夫的石油、汽车制造、制铝、水泥、木材、电信器材、水力发电、旅馆和旅游等行业。这一阶段的改革充分发挥了市场规律的作用，搞活了经济。但统计数据显示，1965—1969年，工业年均增长率明显低于1960—1965年，仅为5.31%。不少盲目投资引起国民经济各部门间比例失调，商品普遍涨价，失业人数增加。

——摘编自马细谱《南斯拉夫兴亡》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利用地理优势迈出了招商引资的步伐，中国香港和国外商人纷纷涌进特区办厂开公司。1980—1985年，深圳实际利用外资12.8亿元。与此同时，上海市向国务院建议邀请西方企业家到中国访问，商议采用合资的办法，共同经营，共担风险。一位来华参与合资谈判的德国人回忆道：“中国正以十分惊人的速度迈向市场经济，但它不可避免地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同时也缺少相应的法律和行政条件……”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法》。三年后，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允许外国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在中国投资被写进宪法，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首例。

——摘编自迟铭、季鲁明《简述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引进外资环境的建立》

材料一：19世纪30年代，受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影响，资产阶级宣称贫穷是由懒惰和道德问题所致，济贫只会滋生懒惰和贫困，因此解决贫困问题的途径不是养活“过剩人口”，而是用某种办法尽可能地去缩减“过剩人口”。在这种“以惩治懒惰来根治贫穷”的济贫基调下，1834年英国颁布了“新济贫法”，取消了院外济贫，确立院内济贫制度。济贫院实施监狱式管理，家人要被拆散，按年龄、性别分别居住。在当时的济贫院里，除体弱多病者和7岁以下儿童外，其他人都必须劳动，而且多是从事一些危险且经济效益低的苦力劳动，如砸石头、扯麻絮等。

——摘编自郭家宏《富裕中的贫困：19世纪英国贫困与贫富差距问题研究》

材料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济贫院逐渐消失，英国的贫困问题开始有了很大改善。这一方面得益于国家的直接干预，另一方面缘于伪善和惩罚性的济贫激起了人们的愤怒，反抗济贫院制度和《济贫法》的斗争不断涌现。1838年元旦，英国工人组织群众集会，号召人们不要再忍受妻离子散、苟延残喘的监狱式生活，要废除罪恶的法案。1842年5月2日，英国发生了工人请愿大游行(又称宪章运动)，工人阶级逐渐认识到“普选权问题是饭碗问题”，政府应为他们的贫穷、失业和悲惨现状负责。是年8月20日，还发生了失业工人袭击斯托克港联合济贫院事件。

——摘编自李家莉、江橙《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贫困与济贫》

材料一   民族主义从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开始兴起，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资产阶级用民族、祖国的观念把法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并形成了民族主义思想。它明确提出法国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国家，民族自治、民族统一和民族个性的公民观念，得到了不断强化和广泛传播；用民族国家代替王权国家、用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代替了王权利益至上观念，主权不受侵犯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理论中占有核心地位。

——摘编自张国臣《论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

材料二   19世纪末，民族主义逐渐极端化。它认为在竞争激烈、强国林立的国际环境中，生存竞争是国际关系的常态。它强调把国家的边界尽可能的扩张到本民族全盛时期所统治过的历史疆界或天然疆界，极尽可能地为本民族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和资源。它认为本民族的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最有资格普及到所有的民族。它认为民族间的竞争根本上依靠军事力量，并且只有通过战争才能促进民族、国家的发展，乃至世界的进步。

——摘编自于海峰《论民族主义的演变、作用与影响》

材料一：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到内外交困的晚清政府，“家国同构”“家天下”都是封建王朝中君主、民众共同认可的国家观念。梁启超引进了西方现代国家学说，他认为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应该有统一的地域、民族、政府和政治法律制度，并在各方面维持其主权的完整独立。而所谓国家思想“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与具体革命目标的变化密切相关，在革命认识与实践中，孙中山由最初的具有排满色彩的“汉族的民族主义”主张，逐步走向“中华民族主义”的民族主张。“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中华民族”和“中国”概念的进一步宣传与发展，激起每个国人的国家认同感与民族意识。在中国社会从封建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辛亥革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自此，中国开始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建设道路。

——摘编自金素端《近代中国国家和民族认同图式的历史审视》

材料二：根据现代民族国家的一般特性，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具备现代形态的民族国家就必须要达到以下标准：第一，中国境内的各民族都需要对“中华民族”产生认同感，认定自己不仅仅属于某个民族(种族）,而且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第二，中国境内的各族人民要享有公民的权利，国家是属于人民的；第三，中国政府对内要享有最高的主权权威，对外要有独立的主权。这些特征的具备需要有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中国共产党的构建过程中，要获得民族性，就需要进行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建设；要获得公民性，就需要进行民主建设；要获得主权性，就需要取得反军阀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在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具体实践任务是不同的，是相互盘杂的。

——摘编自承凤凤《中国共产党与现代新型民族国家构建研究(1921—1949）》

材料一   中世纪的英国，仲裁在各类商业活动及其他纠纷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1563年英国《劳工法令》规定，治安法官或地方官员可通过调解、仲裁或诉讼审理等手段来解决劳资纠纷。1698年，英国颁布第一部《仲裁法》。1854年，英国议会又通过了包含大量仲裁条款的《普通法程序法案》。19世纪之后，劳资争议发生后，一般是双方各自指定数目相等的仲裁人组成仲裁委员会来解决纠纷。当这些争议通过仲裁成功化解，或当争议无法化解而导致劳资冲突爆发时，仲裁委员会的使命就宣告结束。詹姆斯·杰斐指出：“在很多情况下，仲裁并不能成功地消除雇主和劳工之间的权力鸿沟，相反却加剧了权力的不对称性。”

——摘编自刘金源《近代英国劳资争议仲裁制的兴起》

材料二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掀起了重塑政府的改革运动，将一些公共服务重新下放或返还给公民社会组织。莱斯特·萨拉蒙认为：“我们正在经历着一次‘全球结社革命’，即在市场和国家的领域之外有组织的公民行动在蓬勃兴起。”法国公民社会组织在1987年就建立了54000个，而20世纪60年代每年只成立11000个。据最新估计，英国有公民社会组织275000个，其收入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5%。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的联合调查显示，73%的公民社会组织有政策倡导行为，59%的公民社会组织开展过游说活动。

——摘编自齐久恒《近代西方公民社会组织的历史嬗变——基于四个阶段实践特征的镜像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