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9世纪30年代，受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影响，资产阶级宣称贫穷是由懒惰和道德问题所致，济贫只会滋生懒惰和贫困，因此解决贫困问题的途径不是养活“过剩人口”，而是用某种办法尽可能地去缩减“过剩人口”。在这种“以惩治懒惰来根治贫穷”的济贫基调下，1834年英国颁布了“新济贫法”，取消了院外济贫，确立院内济贫制度。济贫院实施监狱式管理，家人要被拆散，按年龄、性别分别居住。在当时的济贫院里，除体弱多病者和7岁以下儿童外，其他人都必须劳动，而且多是从事一些危险且经济效益低的苦力劳动，如砸石头、扯麻絮等。

——摘编自郭家宏《富裕中的贫困：19世纪英国贫困与贫富差距问题研究》

材料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济贫院逐渐消失，英国的贫困问题开始有了很大改善。这一方面得益于国家的直接干预，另一方面缘于伪善和惩罚性的济贫激起了人们的愤怒，反抗济贫院制度和《济贫法》的斗争不断涌现。1838年元旦，英国工人组织群众集会，号召人们不要再忍受妻离子散、苟延残喘的监狱式生活，要废除罪恶的法案。1842年5月2日，英国发生了工人请愿大游行(又称宪章运动)，工人阶级逐渐认识到“普选权问题是饭碗问题”，政府应为他们的贫穷、失业和悲惨现状负责。是年8月20日，还发生了失业工人袭击斯托克港联合济贫院事件。

——摘编自李家莉、江橙《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贫困与济贫》

材料一14-16世纪，是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下列表格反映了这一时期与之相关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

材料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民族”一词引进后，不久就复合出“中华民族”一词。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形成的，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则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列强对抗中出现的。

随着中国各民族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日益自觉地结成整体，中华民族实际上包括各民族的内在联系，越来越被揭示出来。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找到了正确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道路，阐明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必须最广泛地团结各族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平等”，这样就把中华各民族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完全揭示出来了，并且把中华民族的大联合的必要性升华到了理论和革命纲领的高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彻底废除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压迫制度，完美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56个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友爱、互相支援、共同发展的民族大家庭。

——摘编自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材料一：1804年颁行的《法国民法典》，又称《拿破仑民法典》，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的首创和典范，对世界各国的法律体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自其颁行之后，欧洲的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希腊、丹麦、罗马尼亚、葡萄牙等国，拉丁美洲的智利、阿根廷、巴西等国，亚洲的中国、日本等国，在开展本土的民事立法之时，均将《法国民法典》作为蓝本。

——摘编自张玉涛《论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历史逻辑》

材料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2020年5月28日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该法典自2021年1月1日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主要是将自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为止相继制定的各相关法律加以修改、合并、编纂而成的，是体现21世纪时代特征的法典，其法律条文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法律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顺利通过及实施，关键是具备了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

——摘编自[日]高见泽磨著，魏敏、陈凤华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历史与未来》

材料一   初到陕北时，中共中央沿用了先前苏区时代制定的很多法律法规。之后，又在这些立法的基础上，立足边区实际，制定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等旨在巩固政权的法律法规。1940~1942年，中共中央先后制定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这一时期，中共适当借鉴国民党政府法律中的合理内容，使法治体系更为健全。在司法实践方面，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1943~1948年，中国共产党人在回顾总结前期法治工作的基础上，结合抗战胜利、国共冲突、阶级矛盾等现实情况，制定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以及有关土地改革、婚姻、诉讼、军属、实业、武器管理以及移民等问题的法律。

——摘编自高志伟《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法治建设的历史经验》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设新法制的途径大致有二：其一是以立法的形式整理、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和成就，包括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临时宪法的形式奠定了新政权的宪制基础和框架；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了根据地与解放区社会改造的核心实践，并将之推向全国，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就为1950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前者是人的解放，后者是土地的解放。其二是以苏联为师，这其中包括了以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为基地，开始的社会主义法制知识体系的全面继受及司法干部的培训、基本法典（包括宪法、民法、刑法）的起草。

——摘编自陈颐《新中国成立70年来法治建设历程》

材料三   “十九大以来的五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作为党中央统筹“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成就巨大。中国共产党在有14亿多人口、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国情复杂的大国执政，要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必须始终秉持法律这个准绳、用好法治这个方式，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材料一   对于“美式民主”，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曾这样形容：一伙资本家投机商“成功哄骗普通民众接受一个有利于少数显贵的政体”。如今，美国制度失灵的迹象随处可见：选举沦为“金钱游戏”，两党对立日益严重，贫富鸿沟日益加大，种族矛盾日益加深，而实际掌握权力的“深度政府”只关注政商寡头的利益，对民众日益强烈的不满无动于衷。

——摘编自朱瑞卿《政治失能、经济失衡、社会失序-起底美国走向衰败的政治制度》

材料二   民主思想传入中国之后便开始了孕育成长为“中国式民主”的实践活动历程，同时也产生了民主模式之争，一度出现了矛盾、产生了分歧、造成了分裂、形成了纷争。加上西洋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和东洋资本主义暴发户的挑拨离间乃至直接干涉，导致近代中国政治版图四分五裂。“英美式民主”虽然最早登陆中国，但紧随其后的是与其截然不同的“苏俄式民主”。从此，两种来自“西方”的不同民主理念及其模式在中国掀起了“蓝色民主”与“红色民主”相互激荡的风暴。

——高民政《正确认识对待“中国式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