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得以建立，国家利益优先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观念被广泛接受。中立不再像过去那样不合乎道德规范且缺乏合法性，有些情况下中立甚至成为一种国家“美德”。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一战爆发被人们称为欧洲的“百年和平”，不仅瑞典和荷兰这样的长期中立国会宣布中立，英国等大国也时常加入中立国的行列，若干学者将这一时期称为中立理论与实践的“黄金时代”。1907年，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召开，通过了《海战时中立国权利义务公约》等十三项公约，进一步明确中立国权利和义务的同时，也规定了交战国对中立国的权利和义务。

——摘编自高志平、刘劲松《中立外交发展演变的历史考察》等

材料二   一战中，荷兰、瑞士、西班牙等少数几个中立国成功保持中立。但更多情况下，人们看到的是中立国的受控；比利时和卢森堡遭到德国入侵，阿尔巴尼亚被意大利、塞尔维亚等国家肢解，美国、意大利、葡萄牙、罗马尼亚和中国等另外一些国家则由于各种原国放弃中立。远离战火的拉美中立国亦无法置身事外。一战结束后，国际社会流行的观念是：中立让（某个国家）逃避人类本应承受的负担，国联盟约规定，一旦发生违反盟约的战争，战争应被视为对所有会员国的行为。二战时，中立国的工业制造能力、原材料和科技成果对德国的重要性远超一战，到1943年被同盟国列入“黑名单”的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士的公司均超过了1000家。

——摘编自梁志《20世纪中立危机新探》等

材料   亨利·基辛格指出：“克里米亚战争（注：1853—1856年），使维也纳会议费尽心血所建立的梅特涅秩序崩溃。”维也纳体系建立之后，英国与俄国分别是大陆均势体系的两个平衡者，英俄关系对欧洲体系的稳定至关重要。然而，战争促使了英法两国结盟，那就意味着拿破仑战争的“后遗症”基本上被战争清洗干净；战争也意味着神圣同盟的终结，欧洲的协调机制蜕化。克里米亚战争并非仅仅影响欧洲和俄罗斯，事实上对大清帝国的安全也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打败，但在对待大清帝国的问题上，俄国与英国、法国、美国却又形成“共谋”。俄国在经济和安全利益的驱动之下，在大清帝国得到了最大的“补偿”，从而使俄国的帝国形象可以重新与其他殖民帝国尤其是英国相比。俄罗斯的确是输掉了克里米亚战争，但俄罗斯也从中学会了一些东西，正如俄罗斯当时一些西方派所说的那样：“文明正以它的力量反对我们，我们已为与文明的这场斗争做什么准备工作了吗？我们不能以我们所有广阔的领土和无数的人口来对付这场斗争。当我们谈论反对拿破仑的光荣战役时，我们忘记了自那以来，欧洲一直在进步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而我们却一直停止不前。我们唯一得到的一点安慰是，俄国将通过这一经历学到今后对它有用的一课。”

——摘编自胡键《“东方问题”远东化、克里米亚战争与大清帝国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