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和约定议以后……为清除积弊，实现自强。光绪皇帝在保和殿进行策试时，追问天下贡士：“若《淮南子·兵略训》、杜牧《战论》、苏轼《训兵旅策》，见诸施行，果能确有成效否？……国用必有会计，禹巡狩会诸侯之计，其说何征？”

——摘编自《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六六

材料二：曾任驻英等四国公使参赞的宋育仁，倡言向西方学习，同时又认为：“更律法、厘官制、兴学校、行议院，乃实用策略……外域之治果胜于先王之法，即师外域无伤也，先王之法而包举乎外域，数典而忘祖，则何为哉？

——摘编自《宋育仁为<陈炽集>作序·陈炽集》

材料三：维新派相信“变者，天道也，天下之公理也”。樊锥在《湘报》上发表《开诚篇》，提倡：“洗旧习，从公道，则一切繁礼细故、猥尊鄙贵、文武名场、恶例劣范、诠选档册、谬条乱章、大政鸿法、普宪均律、四政学校、风情土俗，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是效。”

——摘编自《湘报类纂》甲集上卷

材料   我国古代农业曾经长期领先世界，也养活了众多的人口。但进入近代以后，西方自然科学在农业中的运用，把中国传统农业抛在了后边。有识之士不断反思中国传统经验型农业的内在缺陷，梁启超曾分析，中国传统观念使得自然科学知识与农业生产严重脱离。甲午战后，人们似乎达成了“振兴农工，实富强之本”的共识。在维新派的呼吁下，百日维新期间农业改革的诏书措施主要有：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发展我国的农业；建立农业行政机构，专督农业生产；引进西方农学，发展农学教育，设立农务学堂，编印外国农书；民间要“广开农会”，以利推广农业技术。上述措施并未因戊戌政变而中断，而是在地方督抚张之洞等人的支持下深化执行。戊戌变法时期的农业改革，使我国传统农业不论在技术体系上还是农学体系、经营方式上，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摘编自张守权《戊戌变法对中国传统农业的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