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李朝前期朝鲜封建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李成桂采取各种措施整治和加强专制集权统治。1388年，丈量全国公私土地，登记造册，收归国家所有。1391年，对两班官僚及其他贵族按等授田，第一科（一等）授田150结（李朝以生产20石粮谷的土地为1结），以下递减，第十八科为末等，授田10结。对地方豪族和士兵另授军田，每人5-10结。其余大部分土地为公田，由国家分配给农民，征收租税，作为封建国家的基本财政收入来源。科田法是国家把土地的收租权转让给受田者，即受田者只有收租权，而没有土地所有权。而且领有科田和军田者还必须向国家缴纳相当于田租1/10的田税，以加强国家对土地的控制和管理。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

材料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至咸丰二年（1852年），生丝出口包数增长了三倍多，洋商到杭嘉湖一带高价收购丝茧，推动了该地蚕桑业进一步发展，“远及西洋番舶，贸迁百万”。太平天国运动后，江浙皖地区鼓励地方发展蚕桑业，江苏南河同知尹绍烈积极响应，在淮安清江浦设立蚕桑局。光绪时期，全国府州县蚕桑局基本上遍布除青藏等少数几个省之外的所有地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前后，朝廷多次谕纺劝课蚕桑。新政之际，清政府更加注重实业，各地为提倡蚕桑，振兴实业，大量设立蚕桑局。民国以来，各地蚕桑局仍致力于推动传统劝课蚕桑形式向近现代蚕桑推广模式的转变，这一发展脉络始终贯穿于中国近代蚕桑业发展的整个历程之中。

——摘编自高国金等《晚清蚕桑局的兴衰与变迁》

材料   据《隋书·食货志》记载，隋朝均田令规定：农民、奴婢、耕牛的授田皆以北齐制度，即一夫受露天80亩，妇人40亩；丁男另有桑田或麻田20亩，是为永业田；奴婢按良人办；丁牛一头受田60亩，限4头。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政府还大力鼓励百姓垦荒，并大量修复、改造水利工程。如蒲州刺史杨尚希颇有惠政，督导人民“引瀵水，立堤防，开稻田数千顷，民赖其利”；寿州总管长史赵轨“劝课农桑，更开三十六水门，灌田五千顷，人赖其利”。隋朝政府相继在卫州（今河南汲县）设黎阳仓，洛州设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等。隋朝大业年间，又修建含嘉仓。据考古发掘，含嘉仓已经探出粮窖259个，其中大窖储粮一万数千石，小窖储粮数千石。直到唐王朝取代隋朝二十余年之后，隋朝库存粮食依然尚未用尽。隋朝一系列粮食安全举措，为开皇盛世的到来提供了条件，为隋炀帝的军事远征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摘编自刘长林《浅论隋朝应对粮食安全采取的举措》

材料   763年，唐代宗升任刘晏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安史之乱后物价飞涨、财政极度困难，刘晏“以养民为先”发展生产，开源节流。为提高运粮效率，改革漕运，改直运法为段运法，降低了运费。削减盐务机构，调整食盐专卖制度，国家掌握统购、批发环节来控制盐政，在各地设常平盐仓，盐价下跌，万民称颂，税收也激增。他改革财政体制，建立经济情报网。在诸道选勤廉干练的士人管理诸巡院，让其随时上报当地物价的涨落等。推行常平法，用“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的办法，防止谷贱伤农、水旱民散，他还在各州县储粮三百万石，以作备荒之用。这样既救了灾，又不损国用，还刺激了生产。刘晏真正做到了“敛不及民而用度足”，使唐朝经济迅速恢复。780年，刘晏因杨炎所陷被害，抄家财物唯书两车粮食几斛。

——摘编自《中唐刘晏经济改革》

材料       1954年4月，鞍钢技术革新能手王崇伦等7名全国工业劳动模范向全国总工会发出了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建议书，由此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技术革新运动。技术革新运动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学习苏联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原有的技术展开的。技术革新运动的开展不仅重视革新者的创举，组织群众性的合理化建议，而且注重先进技术经验为广大群众所掌握。为了全面支持人民群众的创造智慧，技术革新运动贯彻劳动经验与科学技术知识相结合的方针，由具有创造才能的老工人和具有革新精神的技术人员参与组成技术领导核心，根据实际提出课题，广泛发动职工群众提合理化建议，并建立了登记、审查、批准、协助、研究、绘图、作出技术鉴定等制度。党和政府还对革新者的创造劳动给予最高荣誉和物质奖励，以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热情。技术革新运动，使我国工业技术落后的状况得到了改变，基本上解决了技术水平同建设需要的矛盾。

——摘编自李增添《试论建国初期的技术革新运动》

材料   民国初年，孙中山指出：“又凡政治、法律、风俗、民智种种之事业，均需改良进步，中国始能与世界竞争”。受西方风俗习惯的影响，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革除“旧染污俗”的政令，推进社会风习的改良。同时，蔡元培等发起成立社会改良会，力主“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实行了禁缠足、禁鸦片、禁赌博；改称谓，废除“大人、老爷”等名称；废跪拜，易服饰；禁止贩卖人口，通令疍户、惰民均享有公权、私权；倡导女权和妇女解放；破除迷信，革除旧的婚丧礼俗，倡导婚姻自由等一系列措施。南京临时政府的措施促进了社会的改良变迁，并提高人们的生活意识和观念，进而促进了社会的整体进步。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   宋政府视房地产业为治政要务，不断进行改革。宋初设立名为“店宅务”全面负责官营房地产的计值出租、房屋修建维修并兼顾经济民生等事务。史载：店宅务“掌官屋、邸店计直、出僦及修造、缮完”；并且规定，凡田宅交易都要缴纳契税，时称“印契钱”；针对房屋需求的急剧增长，真宗大中祥符年间，两次“申禁内外群臣市官田宅”，“现任京朝官除所居外，无得于京师购置产业”；仁宗时也重申“现任近臣除所居外，无得于京师置屋”，并规定“开封府民有赁店宅务客店者，与免诸般差遣”。熙宁三年下诏：“寺丞月添支钱十五千，主簿京朝官十二千，选人十千，无廨舍者月给宅钱五千”。宋政府对城市扩建也有要求，神宗元丰六年，开封外城扩建，新修城墙占用“百姓屋地百三十家，计直二万二千六百缗”，平均每户补偿一百七十余贯。

——摘编自胡建华《宋代城市住房政策研究》等

8 . 材料 无论征派河夫还是出资雇夫，非专业人员易出现效率低下问题。康熙十七年（1678），河道总督勒辅开始建议废除河夫制，根据防洪的准军事性质征募河兵-河标，专掌维护疏浚堤防工程；设立河营，掌河工调遣及守汛、防险之事；改增官守，代替河夫。并实行准军事化的管理。勒铺还改进了河兵的编制，其一是将河兵分为战兵和守兵两类。战兵分管下桩、下埽等危险和劳动强度大的工作，而守兵分管堤防巡查、运料等较轻工作。战兵每月给银1.5两.守兵1.0两：其二是由于河兵数量对于应付繁重河工来说有所不足，至于岁修加筑，就更加难以兼顾，因此他建议每兵许其招募帮丁四名。帮丁可以是河兵的子弟家属，给以堤内空地耕种，自食其力，不收税但让其参加无偿的河工劳务。可惜，招募帮丁这一建议未被采纳，大的岁修等工程仍行募夫制。

——摘编自李光泉《论清初黄河治理的改革》

材料   20世纪80年代，为造应军队工作重点转移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人民解放军进行三次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全军总员额由603万压缩到305万，大军区由11个调整合并为7个。20世纪90年代根据国际战略格局和中国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军事战略方针的基点定位于打赢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军队体制结构进行优化，专业技术兵种部队比例有所上升，全军总员额减少到250万人。进入21世纪，随着现代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央军委提出完成我军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全军总员额进一步下降为200万人，在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优化规模结构等方面改革取得重要成果。

——摘编自丁伟魏旭王巧伟《新中国国防和军队改革历程与启示》

材料   唐初到唐中叶百余年间，随着政治方面诸多矛盾的滋长，社会经济也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使得现行的财政制度无法继续执行。唐前期长期实行的均田制，至安史之乱后已完全崩溃，庄园制逐渐形成。唐政府在财政改革中为了适应土地制度的发展形势，废除了均田制，确立了庄园制。庄园制是随着两税法的确立而确立的，私人田庄、皇庄、寺院田庄大量出现，庄田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土地制度。庄园制下的土地可以买卖，唐后期丞相李德裕的平泉庄，经过三次转卖才到了他手中。出卖土地不限于贫苦农民，买入土地的也不限于富贵之家。土地进入流通领域为土地再分配提供了条件。这种分配不是由统治阶级的主观意志即政府部门的行政手段支配的，而是由经济手段完成的。土地占有在自我调节的再分配中，同样存在着占有不公的现象，如有的人所占有的田庄达上万亩，而有的人只有十几亩；地主阶级普遍占有土地，而不少农民却失去了土地，为庄园主当佃农和雇工。

——摘编自叶振鹏主编《中国历代财政改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