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20世纪80年代，为造应军队工作重点转移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人民解放军进行三次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全军总员额由603万压缩到305万，大军区由11个调整合并为7个。20世纪90年代根据国际战略格局和中国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军事战略方针的基点定位于打赢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军队体制结构进行优化，专业技术兵种部队比例有所上升，全军总员额减少到250万人。进入21世纪，随着现代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央军委提出完成我军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全军总员额进一步下降为200万人，在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优化规模结构等方面改革取得重要成果。

——摘编自丁伟魏旭王巧伟《新中国国防和军队改革历程与启示》

材料   唐初到唐中叶百余年间，随着政治方面诸多矛盾的滋长，社会经济也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使得现行的财政制度无法继续执行。唐前期长期实行的均田制，至安史之乱后已完全崩溃，庄园制逐渐形成。唐政府在财政改革中为了适应土地制度的发展形势，废除了均田制，确立了庄园制。庄园制是随着两税法的确立而确立的，私人田庄、皇庄、寺院田庄大量出现，庄田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土地制度。庄园制下的土地可以买卖，唐后期丞相李德裕的平泉庄，经过三次转卖才到了他手中。出卖土地不限于贫苦农民，买入土地的也不限于富贵之家。土地进入流通领域为土地再分配提供了条件。这种分配不是由统治阶级的主观意志即政府部门的行政手段支配的，而是由经济手段完成的。土地占有在自我调节的再分配中，同样存在着占有不公的现象，如有的人所占有的田庄达上万亩，而有的人只有十几亩；地主阶级普遍占有土地，而不少农民却失去了土地，为庄园主当佃农和雇工。

——摘编自叶振鹏主编《中国历代财政改革研究》

材料   南宋的政局需要不断的扩充军事力量，鉴于当时养兵费用浩繁，宋孝宗（1162—1189年在位）大胆改革军事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义兵制。“籍民家三丁取一，以为义兵，授之弓弩，教以战阵，农隙之时，聚而教之”。义兵制的实质在于寓兵于农。义兵既不脱离生产，又不荒废教阅，既壮大了军事力量，又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采取义兵制也是迫于当时国家的需要，一方面军事力量不足，难以抵御外侵，一方面国内经济尚需发展，民不富裕，财政压力大，因而只能采取此种能稍稍两全之策。像选拔文官一样，宋孝宗重视军事人才的选拔，要求各地荐举将领不受等级和数量的限制。

——摘编自王世东《宋孝宗赵奋的为政治举措》

材料   新疆自古以来是多民族聚居区，各族人民群众长期处于黑暗的封建统治之下。1941年7月，毛泽民调任新疆民政厅代理厅长，他的第一个措施是彻底革除“农官乡约”这个捆绑在人民群众身上的封建制度枷锁。毛泽民参照陕甘宁解放区实施的民主选举办法，结合新疆实际情况和特点，亲自起草拟定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村制组织章程》，由区、村代表会议来选举区、村长，在市镇由居民直接选举街长。毛泽民还亲自草拟了《各区、县救济院整顿大纲》和《救济院平民管理及办事细则》，在他的整顿下，全疆设立了17所救济院，收留鳏寡孤独的无家可归者三四千人。1941年9月，毛泽民当选积谷备荒分社委员长，亲自带队下到田间地头，给农民讲解把自己余粮捐给积谷备荒分社的道理，号召每个人都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大大激发了农民上交余粮的积极主动性。他在多次视察新疆的医院、药房等实际情况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扩建新疆医院和诊所，改建及完善医疗卫生制度，改建病房条件，添置医疗设备，培训专业人才，加强行政管理和卫生防疫等方面工作。毛泽民同志在就任期间，拖着病体，勤恳工作，置自己安危于不顾，开创了新疆民政工作的新局面。

——摘编自马琴琴《毛泽民主管新疆民政时期的措施及贡献》

5 . 材料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政权分裂。南朝成为继东晋之后，由汉族建立起来的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南朝疆土，宋时最大。宋孝武帝刘骏在位期间，面对战乱及经济重心的南移，政治上，推行了一系列改制举措，削弱士族权力，大力提拔寒门势力，整顿刑律，并改置州镇和设立典签，加强中央集权；经济上，继续推行“土断”，赦免奴婢和军户，抑制土地兼并，限制士族封山占水，始行“检籍”，设立台使，改革税制，并改铸钱币；军事上，以颜师伯为青州刺史，又重用殷孝祖、卜天生等将领，击溃北魏军队，取得了宋魏第一次青州之战的胜利，收复了济水以北的失地，并进行了军制改革；文化上，尊孔崇佛，恢复礼乐。但统治末年，孝武帝大兴土木、滥杀无辜、奢侈无度，耽于享乐。为了巩固帝位，过度削弱宗室力量，引发宗室内斗局面，动摇刘宋统治基础。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材料   西汉建国之初，刘邦为防止同姓诸侯王坐大谋反，欲以“孝”道牵制诸侯王觊觎皇位之心，却没能及时具体施行。汉文帝即位后，决定从心理层面教化民众，他把《孝经》提到与《论语》和《孟子》同等高度，并列为官学，使之成为社会教化的方式。他又颁布“养老令”，通过受鬻法对年迈者给予衣食方面的供应；通过赐物存问对八九十岁的老人赏赐帛絮和酒肉等日常物品，以表示对高龄老人的尊重与慰问。汉文帝对具备一定年龄条件、政治地位的老人赐予王杖，给予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等方面的特殊待遇。汉文帝通过法律手段推行“孝老”与“尊老”，举孝廉入仕，对不孝者严惩，形成尊老敬老的社会氛围。

——摘编自徐鑫鑫、岳燕雪《汉文帝孝亲养老政策探析》

材料   1867年议会改革有着深刻复杂的起因。它是1882年议会改革后，工业资产阶级向土地和金融贵族展开夺权斗争的继续，也是工业革命在政治上引起的必然反应。工人阶级是在工业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影响下介入议会改革运动的。

1867年议会改革后，工业资产阶级的目标达到了，1868年大选中土地贵族已失去了优势，就连对这次改革始终抱敌对态度的克兰博恩勋爵也不得不承认，“改革之后，贵族政治原则遭到毁灭，而民主的原则获得了胜利”。传统的代表城镇工商业利益的辉格党和代表乡村地主贵族利益的托利党之间的区别已基本消失，两党都已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两党在组织上更完善化了。1867年英国议会改革使一部分工人获得了选举权，同时也改善了工人的政治地位，工会合法化了。

——摘编自施兴和、舒一新《一八六七年英国议会改革起因、动因、后果简论》

材料   努尔哈赤晚年，后金政权面临明朝、漠南蒙古、朝鲜李氏政权的严重威胁，内部满汉分离、社会秩序混乱、君权受到其他贝勒牵制等一系列问题。皇太极即位后，毅然说服众贝勒，提出了“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方针，强调满、蒙、汉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五味，“调剂贵得其宜”。他对汉族民众政策作出调整：汉人壮丁，分屯别居；汉族降人，编为民户；善待逃犯，放宽惩治。同时，皇太极不失时机地大力推行优礼汉官的政策，将归降的汉官给予田地、马匹等赏赐，并委任官职。皇太极即位之初，按照努尔哈赤生前规定，采取四大贝勒按月轮值，共同掌管国家机务，皇太极的实际权力并不大。1626年九月开始，皇太极增设了总管旗务“八大臣”和佐管旗务“十六大臣”，有的与诸贝勒坐在一起“共议国事”，有的直接参与“佐理国政”，有的专门负责“出兵驻防”，稀释了三大贝勒的权势。

——摘编自杨新刚《大清风云——皇太极》

材料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元世祖忽必烈任用卢世荣施行理财改革。卢世荣主张“官自酤卖”，由官府垄断酒的买卖；他还主张国家收回权贵经营的冶铁业，改为官营。次年，他又奏请海外贸易由官方操纵，实行“官本商办”制度，由官府选择海商作为其代理人操持具体事宜，海外贸易利润按七三开分成。后来，他还建议由国家出台优惠政策，扶持发展畜牧业，政府提供本金，选择部分蒙古牧民自主经营，官民八二分取利润。卢世荣力主重新设立常平仓，在商品供过于求低价时收购商品，待到市场供不应求时，再高价抛售商品。此外，他还利用课税的方法，调节供求，并严厉打击商家的不法投机行为。卢世荣理财改革时间不长，但其对权势豪商所享有的特权予以限制和裁减，使得以成为元代历史上的一代能臣。

——摘编自吴晶晶、王福革《元代卢世荣理财改革研究》

材料   1985～1994年，科技体制改革进入调整和创新阶段。国家先后出台了《专利法》《技术合同法》等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和激励技术交易的法规。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科学技术进步法》，其中规定了科技事业的基本方针，并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要求科学技术经费的投入占比，建立高新区并实行优惠政策、发展技术市场，这从根本上明确了科研机构与科研人员的权利与义务，为中国科技法制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科技管理机制的改革释放了全国各类科研院所的科研动力，科技拨款制度的改革刺激了科技创造的源动力，科技人员管理改革激发了研发主体的创造力。此外，科技服务业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并在全国扩张，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新思路、新方向。

——摘编自姜江《新中国成立70年科技服务业与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