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君主们根据臣下的功绩来封官授爵，根据爵位高低来规定臣下的薪水。商鞅认为：“行赏而兵强者，爵禄之谓也。”秦朝建立后，一个一千石的官吏每年可得小米34250公斤，所得俸禄已经可以满足相当富裕奢华的生活了。到了汉武帝时期，俸禄以钱币而不是谷物的形式付给，有记载，丞相作为最高官员，月俸是高级官员中两千石的2倍，是中低级官员中六百石的20倍，是低级小吏的100～600倍。魏晋南北朝时期，俸禄内容复杂多样且多以布帛或谷物为主，且多个政权均因战时需要一定程度上削减了百官的俸禄。唐朝官员的收入主要包括职田（朝廷拔给官员自主经营的田地）、俸钱和赏赐。此外，还实行公务用车制度，官员的差旅福利，甚至还有退休金。到了清朝，政府在实行“薄俸制”的基础上，还设置了“养廉银”，并设置完善监管措施，形成稳固的俸禄制度。

——摘编自李博朱玉洁《中国古代的俸禄制度》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了“银贵钱贱”，加之局部内战的巨额军费，使得开支不菲的官员因收入被波及而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境地。面对国家的日渐沉沦及吏制的渐趋腐败，有识之士认为要想革新政治，必须对现行的俸禄制度进行必要的损益。在多方力推下，1869年颁布的《中国海关管理章程》一方面采取了中国俸禄制度按年计算的惯例，同时又引进了绩效工资的思想，体现了工资设计与职级高低、职务繁简相配合。外交官员的工资结构也抛弃了旧有的正俸、恩俸、养廉等名目，而是直接按照行政级别的高低拟定工资额，且按月支付，另外报销一定生活费和交通费。伴随着清末新政中的官制改革，清政府开始陆续实行工费、津贴、薪水制度，且改设各部门、各省份自行拟定养廉银数额，出现了如东三省奏定数额高出定额1.3～2万两的现象。

——摘编自鲍伟《晚清文官俸禄研究》

材料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财税体制改革，以“利改税”作为国营企业“简政放权”“减税让利”指导思想的实施措施，改变了国家与国营企业的纯收入的分配方式，形成了新的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4年实施的税制改革初步奠定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税制体系，在新中国税制改革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明确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并提出了建设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

——摘编自张斌《新中国税制改革历程与经验》

材料   刘晏改革漕运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废除派役，实行雇佣制，变民运为官运，改强迫劳役制为雇佣劳动，即由国家经营转运粮食的业务，政府用榷盐所取得的丰厚的收入的一部分雇船工水手转运，付给他们可观的工资，对提前完成任务……的水手给以优惠的奖励。刘晏还把招募来的船工水手组织起来，采用军事化管理办法，派部属卒每船30人，十船为纲，设立纲吏督押，派将士护送，防备沿途偷盗掠掳，确保安全运输。这样改革的结果是……每年多达110万石……从江淮运到关中，只需40余天。损失大为减少，竟“无升斗溺者”……每斗价格比以前减少了十五钱。刘晏改民运为官运，没有强制征用一个老百姓服劳役，史称“不发丁男，不劳郡县”。

——摘编自周道生《论刘晏的经济改革及其历史意义》

4 . 材料   明朝中期的著名政治家杨一清（1454-1532）于1502年出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陕西马政，并开始主持陕西边备事务。伴随着明朝边备的逐步松弛，明朝与蒙古关系的紧张，边地战火连绵不断。他在担任陕西总制期间，对兵将进行必要的奖惩，“皆是激励人心，鼓舞士卒之策”。他能够充分认识到下属将领之长短，合理调配。由于蒙古不断拆墙入寇，深入腹里，他在朝廷支持下大力修筑边墙，在自延绥至宁夏一带大修墩台，积极设防。他认为充实军伍，“惟有招募一策，可应目前之急”。招募对象为长期居留边方的土著居民，因为他们“性气猛悍，尚勇善斗。且惯见敌众，闻敌不惧”。同时加强对边兵的管理和训练，注意演练各种营阵，因时制宜地使官兵灵活掌握各种战略、战术，以提高作战能力。他还通过中盐、屯田和国家发放帑金等多种途径，增加边地储备，以保障边地军民生活。他作为总制出镇西北边疆三十余年，不仅功绩卓著，而且治陕之规范更为后世所称道。明世宗认为他“温诏褒美，比之郭子仪（唐代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名将）”。

——摘编自方广岭《论杨一清经营陕西边备》

材料   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在上海正式成立。总裁宋子文在开幕典礼的致词中强调，中央银行直辖于南京国民政府，“而非隶属于财政部”。中央银行自成立起，便力图使政府各项收入全部存入该行，并且特别规定财政部所辖各机关所有公款均应从其他银行转存中央银行，若须解缴税款，亦应交由中央银行汇解。中央银行以“铲除”在华国外银行的“恶势力”为由，分别训令海关总税务司和盐务稽核所，将关、盐税款（主要作为庚于赔款等的抵押）一律转存中央银行，从而较顺利地从外商银行收回了关、盐税款的保管权。虽然中央银行发行的是印有上海地名的钞票，但该行数次咨文国民政府各部门和各地政府，宣布中央银行钞票“无论缴纳赋税公款、清偿债务、各项买卖，一律通用”。另外，它昭告民众：中央银行钞票准备十足，持券人可在银行营业时间内，无限制地随时兑现金。1929年1月，中央银行又获得发行辅币券的专权，其他各银行均不得涉足。

——摘编自吴景平《宋子文与中央银行》

材料   763年，唐代宗升任刘晏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安史之乱后物价飞涨、财政极度困难，刘晏“以养民为先”发展生产，开源节流。为提高运粮效率，改革漕运，改直运法为段运法，降低了运费。削减盐务机构，调整食盐专卖制度，国家掌握统购、批发环节来控制盐政，在各地设常平盐仓，盐价下跌，万民称颂，税收也激增。他改革财政体制，建立经济情报网。在诸道选勤廉干练的士人管理诸巡院，让其随时上报当地物价的涨落等。推行常平法，用“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的办法，防止谷贱伤农、水旱民散，他还在各州县储粮三百万石，以作备荒之用。这样既救了灾，又不损国用，还刺激了生产。刘晏真正做到了“敛不及民而用度足”，使唐朝经济迅速恢复。780年，刘晏因杨炎所陷被害，抄家财物唯书两车粮食几斛。

——摘编自《中唐刘晏经济改革》

材料   宋政府视房地产业为治政要务，不断进行改革。宋初设立名为“店宅务”全面负责官营房地产的计值出租、房屋修建维修并兼顾经济民生等事务。史载：店宅务“掌官屋、邸店计直、出僦及修造、缮完”；并且规定，凡田宅交易都要缴纳契税，时称“印契钱”；针对房屋需求的急剧增长，真宗大中祥符年间，两次“申禁内外群臣市官田宅”，“现任京朝官除所居外，无得于京师购置产业”；仁宗时也重申“现任近臣除所居外，无得于京师置屋”，并规定“开封府民有赁店宅务客店者，与免诸般差遣”。熙宁三年下诏：“寺丞月添支钱十五千，主簿京朝官十二千，选人十千，无廨舍者月给宅钱五千”。宋政府对城市扩建也有要求，神宗元丰六年，开封外城扩建，新修城墙占用“百姓屋地百三十家，计直二万二千六百缗”，平均每户补偿一百七十余贯。

——摘编自胡建华《宋代城市住房政策研究》等

材料

元和初年，面对“盐铁之利，积于私室，而国用日耗”的局面，理财家李巽在盐法方面“大正其事”，强调“盐铁使煮盐，利系度支”，将盐利收入归于度支，使之成为中央所能支配的财政收入的一部分。他首先降低盐价，元和元年（806年）奏：“每州所贮盐，若遇价贵，斗至二百二十，减十文出粜，以便贫人，公私不缺。”这便是仿效刘晏时的常平盐，由政府以低于市场价格的售价，将盐直接零售给百姓，以平抑盐价。降低专卖价格以及政府低价粜盐，促使市场价格趋于下降，保证了财政收入的增加。其次，调整专卖机构，为了使盐的购销网趋于合理、严密，对原有机构或裁并，或增设，如“堰埭先隶西观察使者，悉归之；因循权置者，尽罢之”。疏通了盐专卖的流通渠道，促使专卖收入猛增。再次，废除别贮库。这一措施带来了唐朝中后期户部财政独立的曙光，是关系到三司成立的重要之举。

——摘编自马慧芳《浅析唐朝元和年间财政制度改革》

材料 随着农奴制的废除，欧俄城市出现住房拥挤、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为缓解社会压力和应对日本在远东地区的扩张；沙俄政府决定开发远东地区。政府鼓励向西伯利亚移民的政策带来了西伯利亚城市工商业发展的高潮。在此定居的手工业者和商人推动了城市的经济建设，也积极参加到国家杜马的选举中。同时，图书馆、博物馆等基础设施开始增多，一大批矿业学校建立起来。西伯利亚地区不仅获得了欧俄的经济支持，还获得了海外资本的关注，当地的支柱性产业多为外国资本家经营。西伯利亚地区开发满足了俄国对该地区石油等资源开采的需求，成为欧俄地区工业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基地，同时也把西伯利亚城市带入了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摘编自卜雅凡、黄秋迪《1861—1917年欧俄移民活动与西伯利亚城市现代化》

材料   在李朝前期朝鲜封建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李成桂采取各种措施整治和加强专制集权统治。1388年，丈量全国公私土地，登记造册，收归国家所有。1391年，对两班官僚及其他贵族按等授田，第一科（一等）授田150结（李朝以生产20石粮谷的土地为1结），以下递减，第十八科为末等，授田10结。对地方豪族和士兵另授军田，每人5-10结。其余大部分土地为公田，由国家分配给农民，征收租税，作为封建国家的基本财政收入来源。科田法是国家把土地的收租权转让给受田者，即受田者只有收租权，而没有土地所有权。而且领有科田和军田者还必须向国家缴纳相当于田租1/10的田税，以加强国家对土地的控制和管理。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