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西魏建立后，民穷兵弱，处境十分艰难。宇文泰大力改革，采用苏绰的建议，颁布“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六条诏书和一系列新制。政治上，以德治教化为主，法治为辅。要求各级官吏用儒家学说修身，躬行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等，恪守儒家道德规范。打出复古旗号，按照《周礼》官名更改官制，颁布文告模仿《尚书》文体，以标榜承袭中原正统，争取汉人支持。用人则唯贤是举，不限荫资。军事上，为适应鲜卑等族军人的心理，采用鲜卑族原有的部落组织，建立以六镇军人为骨干，收编关陇豪强的乡兵部曲的府兵制。官兵之间保持鲜卑旧日的氏族关系。经济上，根据儒家先富后教的传统观念，劝课农桑，恢复均田制。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等

材料   清末，绝大多数书院仍然教习八股文。甲午战争前，郑观应等提出了“仿照泰西程式”改革书院的主张。甲午战后，梁启超等大声疾呼“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戊戌变法期间，清政府发布上谕将全国各书院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高等学堂、中等学堂、小学堂。全国各省书院改为学堂者约二十余所。1901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上奏，提出“今日书院积习过深，……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清政府再度发布上谕改书院为学堂。全国范围内再次掀起了书院改学堂的热潮。至清朝覆亡，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有1600余所书院改为各级各类学堂。

——摘编自邓洪波《晚清书院改制的新观察》等

材料   世兵制又称军户制，通行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东汉末年，各地军阀为确保获得足够兵源，相继推行军民异籍之制。三国时期，普遍将户口分为普通户、屯田户和军户三类。军户由军队或州郡管理，父死子继，世代为国家服兵役，无法脱籍，致使军户地位不断下降。其身份甚至与奴仆罪犯相近，导致军队士气和战斗力极为低下。孝文帝推行改革后，最终激起埋葬北魏王朝的“六镇起义”。北魏后期，世兵制已难以为继，军事改革势在必行。

于是，西魏权臣宇文泰创立府兵制。以开府为基层组织，称为府兵。府兵编入军籍，府兵由六等以上农民之精壮子弟组成，平时务农，战时出征。府兵制在发展过程中打破胡汉分治的界线，不断扩大征兵对象，吸纳汉人，严格训练，战斗力较强。战争结束后，将帅解除兵权，兵各归其府，有效防止将帅擅权。

——摘编自袁琮蕊《《花木兰>背后的军事制度沿革：从世兵制到府兵制》

材料   安史之乱以后，刘晏针对“时天下钱少货轻”“商贾不通”，土地荒芜，民不聊生的社会景象对唐朝的赋税制度进行改革。他提出了“理财以爱民为先”“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的改革思想。同时刘晏认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主张选拔和任用一批坚决拥护改革，而又精通经济管理的人才。他制定了常平法，即根据年景好坏，“常年平敛之，荒年蠲救之”“丰则贵取，饥则贱与”。与此同时，刘晏还采用因地区生产特点来确定税收方式的办法，以解决人民当时严重缺粮的困难。如，对于岭南深山、沼湖地区的人民，可以用竹、纸、漆器、绫锦等当地的土特产代替租税，把粮食留归民用；对于特别不便于运输的地方，让农民把货物集中到附近的产矿区，换取铜、铅等就地铸钱纳税。刘晏经济改革使唐中后期的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史称刘晏理财“以爱民为先”，富其国而“不劳于民”。

——黄玉生《中唐时期刘晏的经济改革思想》

材料 霍光的重要历史功绩是废去昌邑王，确定（汉）宣帝继位。这是保证西汉社会继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决策。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霍光卒。宣帝始亲政事，“励精为治”，号为“中兴”君王。

汉宣帝时期是西汉盛世的继续，实行武帝末年以来罢兵力农、“思富养民”的政策。宣帝于本始元年至神爵四年（公元前73~前58年），曾七次下诏征召人才。又先后诏令安置流民、减免田赋、减低盐价和赈济灾民，还一再派遣使者或丞相、御史的属官，到各地查处执法不公、擅兴徭赋、出入人罪的不法官吏，考查地方官治绩。被称为“抠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赞”。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   改革开放以后，粮油购销价格倒挂，国家实行价格补贴，这是在价格背离价值的前提下，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特定产物。1991年5月1日，粮油销售价格改革方案出台。根据提价方案，三种粮食（面粉、大米、玉米）平均提价幅度为68%；食油则实现购销同价；对上述粮油仍然实行凭票或凭证定量供应。国家对城镇居民的粮油补贴，由过去的国家“包下来”改为国家、集体（企业）个人都承担一部分。此次改革，虽然还没有彻底解决粮油购销价格倒挂问题，但的确在解决此问题上前进了一大步，为后来取消实行了多年的凭票定量供应粮油，实行敞开供应，建立了良好的开端。这次粮油价格改革，并没有出现许多人曾经担心的带动物价大幅度上涨现象。粮油销售价格大幅度上调后，除与之相关的制成品价格随之上涨外，肉禽蛋、蔬菜以及各类工业消费品均未“搭车涨价”。

——摘编自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材料   1903年清政府迫于形势颁布实行“癸卯学制”，仿照日本建立新教育制度，同时全盘吸收日本军国民体育：在学校教育中开设体操课，实施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并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规定“各学堂一律练习兵式体操，以肆兵事”。1906年清朝学部新定的教育宗旨“尚武”被列入其中，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认为军国民体育具有增强体质，培养意志和加强美育的作用，是学校体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为抵御外侵，打破国内军阀拥兵独霸天下的局面，必须实施军国民教育。1915年，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条约激发了社会各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军国民体育思想达到了高潮。直至1922年颁布“壬戌学制”，将“体操科”改为“体育课"，军国民体育被自然体育思想起而代之。

——摘编自陈璟《中国近代学校体育思想的历史进程）

材料 租庸调制是唐前期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对作为自耕农的成丁课以定税的税制。它规定,每成丁纳“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丁户逃亡,租庸调制地位日降。唐中期“安史之乱”(755-763年),造成了经济大破坏,国家赋税收入大减。随着大理财家刘宴对财政大力整顿,增加了财政收入,也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和商品货币关系的扩大大。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正月,正式颁行“两税法”。两税法规定以“量出制入”为征课原则,“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以产为征课对象,以货币计税,夏秋两征,钱粮和绢部同。

——摘编自瑶喜臣《试论租唐调制到两税法的变革》《旧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