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魏晋“八议”制度源于周朝的“八辟”制度，秦时因法家学说占主导而被废除，西汉时被再次采用。曹魏时，陈群等人将“八议”制度首次写进法典，后为各朝律法所沿用。据记载，魏晋时期，“八议”导致“王侯子弟皆长而骄蹇不法”的事情屡见不鲜，《北史》中也有北魏大臣获得“八议”特权而骄横的记载。如权贵杜恕虽犯法但因其父杜畿曾经“受诏作御楼船，在陶河试船，逼风没”，只是被免为庶人，贬谪到章武郡。魏晋时期，“诏教与东阳王教同人八议，永受复除”，诸如此类皇帝授予宗亲和大臣“八议”之权的例子也十分常见。魏晋虽然在律法中规定了“八议”，但多语焉不详，法律多为具文，直到唐代，《唐律疏议》对“八议”适用的范围有所限制，才对“八议”的适用情况进行明确的规定。

——摘编自张潇《浅柝魏晋时期“八议”制度的特点》

材料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元世祖忽必烈任用卢世荣施行理财改革。卢世荣主张“官自酤卖”，由官府垄断酒的买卖；他还主张国家收回权贵经营的冶铁业，改为官营。次年，他又奏请海外贸易由官方操纵，实行“官本商办”制度，由官府选择海商作为其代理人操持具体事宜，海外贸易利润按七三开分成。后来，他还建议由国家出台优惠政策，扶持发展畜牧业，政府提供本金，选择部分蒙古牧民自主经营，官民八二分取利润。卢世荣力主重新设立常平仓，在商品供过于求低价时收购商品，待到市场供不应求时，再高价抛售商品。此外，他还利用课税的方法，调节供求，并严厉打击商家的不法投机行为。卢世荣理财改革时间不长，但其对权势豪商所享有的特权予以限制和裁减，使得以成为元代历史上的一代能臣。

——摘编自吴晶晶、王福革《元代卢世荣理财改革研究》

材料   1985～1994年，科技体制改革进入调整和创新阶段。国家先后出台了《专利法》《技术合同法》等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和激励技术交易的法规。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科学技术进步法》，其中规定了科技事业的基本方针，并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要求科学技术经费的投入占比，建立高新区并实行优惠政策、发展技术市场，这从根本上明确了科研机构与科研人员的权利与义务，为中国科技法制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科技管理机制的改革释放了全国各类科研院所的科研动力，科技拨款制度的改革刺激了科技创造的源动力，科技人员管理改革激发了研发主体的创造力。此外，科技服务业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并在全国扩张，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新思路、新方向。

——摘编自姜江《新中国成立70年科技服务业与体制改革》

4 . 材料   明代江南田赋繁重，农民大批逃亡，赋税拖欠。明宣宗派周忱以江南巡抚身份调查处理税粮积欠问题。当时江南田粮运送北京，有军运，有民运。“军船给之官，民则僦（租赁）舟，加以杂耗，率三石致一石，往复经年，失农业。”他与漕运总督陈碹议定，改由民运至淮安或瓜州交兑，再则漕军接运至通州。运输要加耗，“豪有力者只供正额，而一切转输诸费，其耗几与正额等，乃独责之贫民。”对此，他创“平米法”，不分大户、小户，均按正米及耗米合计。后来，他对原来税重的地方征收金花银，田赋实物税粮改折为白银，对纳税者免除了运输等盘费与麻烦。他还推行了一系列其他辅助措施。在他去职后，江南人民怀念他的政绩，给他建造生祠，他的改革还为明朝中后期赋役改革提供了借鉴。

——摘编自周志斌《明代周忱苏松赋役改革述略》

材料　战国时期,李悝在魏国进行了一场变法。在政治上,李悝将无功而食禄者称为淫民,提出要“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世袭制度发起的挑战。经济上,李悝主要实行“尽地力”“平籴法”。简单说来,“尽地力”就是统一分配农民耕地,督促农民勤于耕作,增加生产。“平籴法”是国家在丰收时平价收购粮食储存,发生饥荒时又平价卖给农民,取有余以补不足,以防谷物甚贵而扰民,或甚贱而伤农。李悝汇集各国刑典,著成《法经》一书……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护变法,巩固封建法权。

——摘编自祝勇《变革者的咒语》

6 . 材料   迁都平城后，北魏控制的区域进一步扩大，其经济生活方式开始由游牧与军事掠夺转变为以农业生产为主，畜牧与军事掠夺为辅的混合型经济，与之相随的财政管理体制也开始发生较大变化。由千均田制和租调制的推行，平城时代的北魏政府进一步扩大了纳税面，田租户调收入骤增。北魏财政收入由前期的以军事掠夺、户调杂税和高牧狩猎为主要财力来源的模式转变为以租调为主要来源的模式，财政支出则由前期的以军费为主转为以军费和官俸为主。财政收支的变化催生了新的财政体制，出现了度支这样的专职财政机构，也使得国家财政首次超过皇室财政而居财政体系的主导地位。这是北魏中期国家治理水平进一步提升在财政体制方面最为明显的体现，并以太和十六年（492年）的"改创百官"的举措确定下来。随着北魏财政体制的渐趋南朝化与行政管理机构的逐渐完善，财政支出迅猛增加，导致国库虚竭。为解决"国用不足"的困境，北魏政权在后期提前征收租调，这一做法更使财政收入后继乏力。

——摘编自王万盈《财政体制转型与北魏国家治理》

材料   中国科学院，是依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而建立的新中国科技事业的领导机构兼科研中心。这是新中国宏观科技管理体制的最初模式，但也为后来行政管理与科研创新不能兼顾的窘境埋下了伏笔。1953年，新中国掀起了全面学习苏联的浪潮，中国科学院强烈呼吁设立专职机构管理全国的科学研究工作。1954年，国家机构调整后，中国科学院不再承担科技管理的职能。1956年5月，国家增设国家技术委员会，专门负责国家的技术管理工作。1957年5月，设立科学规划委员会，负责国家科学研究管理工作。1958年10月，国家将科学规划委员会与国家技术委员会合并，组建了科学技术委员会，此机构囊括了科学研究与技术管理的方方面面，促进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摘编自钱斌《新中国科技管理体制的形成》

材料 霍光的重要历史功绩是废去昌邑王，确定（汉）宣帝继位。这是保证西汉社会继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决策。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霍光卒。宣帝始亲政事，“励精为治”，号为“中兴”君王。

汉宣帝时期是西汉盛世的继续，实行武帝末年以来罢兵力农、“思富养民”的政策。宣帝于本始元年至神爵四年（公元前73~前58年），曾七次下诏征召人才。又先后诏令安置流民、减免田赋、减低盐价和赈济灾民，还一再派遣使者或丞相、御史的属官，到各地查处执法不公、擅兴徭赋、出入人罪的不法官吏，考查地方官治绩。被称为“抠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赞”。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9 . 材料   为解决军粮供应问题，汉武帝时期实行大规模的屯田。屯田始于元符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击败匈奴后，在朔方以西至令居屯田，屯田官兵达五六万人。此后，随着战争的需要，上郡、朔方、河西走廊的敦煌、酒泉以至西域的轮台、渠犁、车师、楼兰等地皆有屯田，屯田官兵最多时达到六十万人之众。屯田制度解决了边地军队的军粮供应问题，使军队的作战能力得以保证，汉朝政府对西北边塞地区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

——摘编自漆侠著《中国改革史》

材料   “师范学堂课程，分为九科：经学、文学、教育学、史学、地学、算学、格致学、农学、体操，学制为三年。小学堂学制为四年，课程设置为经学、文学、史学、地学、算学、格致学、农学、体操。”袁世凯在直隶各属中学堂还拟定了暂行章程，中学堂课程有中、西学两项。中学课程四科：经学、文学、史学、政治学。西学课程七科：英文、算学、地学、外国史、格致学、外国浅近政治学和体操。对普及教育中出现的问题“派查学员以纠其失”；在所辖州县划分学区，宣讲国民教育，“立劝学所以作其气”；在乡村及偏僻之地“立宣讲所、闻报所以破其蒙”；并积极要求制定癸卯学制所缺的女学章程。袁世凯不仅选送候补官员前往日本游历，而且饬令各属公派品端学粹士绅赴日本考察学务，规定前者在日本时间为3个月，期满回国，须交上日记，以观心得；后者考察期为4个月，除参观考察外，还要选修有关教育课程，这些官绅回国后基本上被安排在教育领域任职。

——摘编自牛秋实《袁世凯与近代教育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