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仁宗在位中期，部分士大夫针对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发起一次政治改革。因其时年号为庆历，故史称“庆历新政”。新政的主要领导者为范仲淹。改革方案分为“十事”，其内容一为明黜陟，二为抑侥幸，三为精贡举，四为择官长，五为均公田，六为厚农桑，七为修戎备，八为减徭役，九为覃恩信，十为重命令。其中前五事有关吏治，后三事论富强，最后两事系前八事之运用。在反对派激烈攻击下，范仲淹不得不于庆历四年六月自请出外巡边，改革集团其他人物继之纷纷贬逐出朝。庆历新政昙花一现。

——摘编自张帆著《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庆历五年十一月，范仲淹被调到邓州任知州，留下了名篇《岳阳楼记》，其中的名句传达出以忧国忧民为先、不计较个人荣辱的精神品质，成为范仲淹留给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范仲淹在邓州、杭州、青州等地担任知州时，采取积极有为的“荒政三策”，有效地缓解了灾情，赈济了灾民。皇祐四年五月，范仲淹因病去世。范仲淹生前不经营家产，全家老小70余口只能住在官舍里为他守丧。

——摘编自游彪等著《中国通史大师课2》

材料   据《隋书·食货志》记载，隋朝均田令规定：农民、奴婢、耕牛的授田皆以北齐制度，即一夫受露天80亩，妇人40亩；丁男另有桑田或麻田20亩，是为永业田；奴婢按良人办；丁牛一头受田60亩，限4头。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政府还大力鼓励百姓垦荒，并大量修复、改造水利工程。如蒲州刺史杨尚希颇有惠政，督导人民“引瀵水，立堤防，开稻田数千顷，民赖其利”；寿州总管长史赵轨“劝课农桑，更开三十六水门，灌田五千顷，人赖其利”。隋朝政府相继在卫州（今河南汲县）设黎阳仓，洛州设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等。隋朝大业年间，又修建含嘉仓。据考古发掘，含嘉仓已经探出粮窖259个，其中大窖储粮一万数千石，小窖储粮数千石。直到唐王朝取代隋朝二十余年之后，隋朝库存粮食依然尚未用尽。隋朝一系列粮食安全举措，为开皇盛世的到来提供了条件，为隋炀帝的军事远征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摘编自刘长林《浅论隋朝应对粮食安全采取的举措》

材料   民国成立后，知识界普遍认为“农村破产即国家破产，农村复兴即民族复兴”。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出现，不仅是由农村落后破败的现实促成的，也是知识界对农村重要性自觉体认识的产物，两者的结合，导致了领域广闻、面貌多样、时间持久、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用梁漱溟的话说，救济乡村只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乡村建设的“真正意义”在于创造斯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权建设进入新阶段。从农村土地关系的改革开始，国家对乡村社会进行权力重组，将政权直接延伸到村庄内部，自上而下建立起了“乡（村）政权”“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治理模式。改革开放后，国家对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建立起政社分开的“乡政村治”结构，“村民自治”得以兴起。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税费改革重塑了基层治理的形态，由“单中心治里”模式逐步走向党领导下的“多元共治”模式。

——摘编自王晓莉《中国百年乡村建设的历史沿羊与有效性初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