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安史之乱持续8年，中原地区和北方在大乱中血流成河，江山鱼烂，经济彻底摧毁。大乱之后的广德二年，通货膨胀率远远超过5000%。政府税收一落千丈，仓库空空如洗，根本拿不出东西增加供给平抑物价，当时物资已经紧张到连皇宫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程度。唐朝将恢复经济的命运寄托在漕运上。刘晏授命危难，在宰相元载全力支持下，他充分表现了统筹全局的能力、周密精细的头脑和改革创新的才智。他组织大量民工和兵丁疏浚河道，运河得以顺利全线通航。为解决运输问题，他改全程运输为分段运输，运粮船负责运到本段水路边界，将粮食交给地区粮仓，再安排新的船只起运，并首次把散装大米改为袋装。刘晏派官吏和军队沿途押运。在运输工具方面，他拨付大批资金在扬子开设10个船厂，建造两千艘急需的大型运输船，以当时最低造价的两倍的价格，支付造价，保证了造船质量。为保障顺利通过水流湍急的三门峡，他参与设计了一种超大型的“上门填缺船”，改进了船纤所用的材料，制成坚韧的纤绳。为保障人力的使用，他废除无偿徭役，改为工资雇佣制。漕工采用特殊军事化方式组织起来，纪律严明，责任到位。由此，江淮的粮食、物资顺利运到京城，代宗大喜过望，说道：“我们父子有饭吃了！”

——摘编自马立诚：《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材料一 西周王朝实行国野、乡遂制度。“国”中及其近郊之“乡”，主要是征服者、统治者及其族人或“国人”的居住地区；近郊以远的“遂”、“野”，则主要是被征服、被压迫的“庶人”、“野人”居住的地区。西周以来，周王室、各诸侯国公室以及卿大夫采邑主，都按其政治等级的高低而拥有规模大小不等的军队。军队的基础在士兵。在西周，只有在国家中享有一定政治权利的公民即“国人”或“士”，才有资格当兵，这既是他们的义务，也是他们的权利。至于西周藉田制下的“庶人”、“野人”，则不服兵役；在当时的等级、阶级制度下，他们也没有权利没有资格服兵役。西周至春秋前期的军队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政之间的关系，以及军队的编制、装备和战术，都以“周礼”为指导原则，贯穿着等级制度。

材料二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政府对原来的军制进行了改革。公元前645年，晋国“作州兵”。公元前590年，鲁国"作丘甲"；公元前538年，郑国“作兵赋”。“作州兵”的对象，当是晋国“遂”、“野”的“野人”、“农夫”，而不是“国人”。“作州兵就是取消只限三郊才能当兵的规定，扩大及于三遂（诸侯三郊三遂）”。鲁"作丘甲"、郑"作丘赋"的内容，与晋"作州兵"大体相同。“丘”，是齐、鲁、郑等国社会中一基层组织单位的名称。所谓“丘甲”、“丘赋”，就是以“丘”为单位出甲、出赋。

——以上材料均改编自周自强主编《中国经济通史》先秦经济史（上）

材料   陈亮生活的时代，南宋朝廷内忧外患十分严重，为此，陈亮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改革的主张。他认为，宋初立国的那些制度，由于本身存在缺陷和后世执行中的错误，迫切需要加以改革。他说宋太祖制定的“经画天下之大略”，主要就是约束地方官吏的权力，结果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也。这个“经画天下之大略”虽奠定了宋朝一百五六十年的统治基础，但这套统治制度本身存在着弊病。后世的统治者不仅没有认识到这种统治制度的固有缺陷，反而将这种体制的缺陷进一步极端化，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没有摆脱这种对地方政府“柬之不已”的统治思路：其结果是“天下之势实未尝振也”。陈亮认为，政权、兵权、财权的高度集中，造成了郡县空虚，无力抵挡外敌的入侵，最终导致“版舆之地半入于夷狄”，龌龊拘挛，日甚于一日”的局面。他崇尚皇权，但对宋孝宗的专断独裁非常不满，认为专杈不得人心，必然要招致天下人的非议与怨恨。在过度专制的体制下，君主事必躬亲，必然会导致很多错误，他主张，君主要把很多事权交与大臣，自己做君主应该做的事情，履行君主应该履行的职责。

——摘编自徐军、鲍新山《陈亮改革思想新探》

材料   东汉初年，中央军队以南、北军为核心，但由中央直接指挥的还有三支比较特殊的军队。建武六年(30年）“罢郡国都尉官”，取消郡国四种常备军和每年一度的都试制度， 郡国军队只用于维持地方治安。据《后汉书》载：“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未尝复言军旅”，“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去甲兵，敦儒学。”建武十三年(37年）后，相当于三公地位的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还有前后左右将军不再常设，只在战时临时任命。南阳太守杜诗上书：“间者发兵，但用玺书，或以诏令，如有奸人诈伪，无由知觉。……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绝奸端。”刘秀采纳了杜诗的建议。但东汉地主豪强有为数不少私人武装（部曲和家兵），每年二三月份或八九月份，地主对他们的 私人武装进行战争训练。

——摘编自漆侠主编《大一统初期的变奏曲》

材料   1547年伊凡四世执政时，国家权力分散，阶级矛盾尖锐。他在“重臣拉达”辅助下，颁布新法典，强化司法机关，吸收城市居民参加审判，规定中小贵族受国家法律保护，但没有限制波雅尔（封建大贵族）土地所有制。中央设立衙门制度，衙门虽然由波雅尔担任，实际掌权人由军事服役人员遴选，逐渐形成宫廷服役人员集团。地方机构改革主要推行地方自治，废除食邑制度，从各地封建贵族、商人、手工业者和国有农民中选举的“地方司法税务官”，对中央政府负责。随着改革的深入，波雅尔分裂势力达到与中夫分庭抗礼的地步，“重臣拉达”权力也日益加强。伊凡四世解散了“重臣拉达”，全国实行“特辖制”，对波雅尔实行恐怖统治。伊凡四世也因其雷厉手段被称为“伊凡雷

——摘编自何红《俄国伊凡四世改革研究》

材料   推行农村税费改革是党和政府为解决“三农”问题采取的重大决策。2000年，中央决定在安徽以省为单位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3年，税费改革在全国推开。2004年“一号文件”提出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黑龙江、吉林两省随后进入试点，实行“两减免、三补贴”政策。“两减免”是指免除农业税、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三补贴”即：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对部分地区农民进行良种补贴，购置农机具补贴。农村税费改革由此转向逐步降低直至最终取消农业税。2005年，全国28个省份免征农业税。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延续两千多年的农民缴纳农业税的历史到此结束。

——摘编自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

材料   隋朝开皇十六年（596年），隋文帝“诏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颁布“劝勉民间嫁娶诏”，规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唐太宗还明确规定：“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时，鰥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其劝导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以附殿失。”“故（唐朝）公主再嫁者达二+三……太宗女六。”对此，朱熹指出：“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据统计，“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全国户数接近380万户。与此同时，粮食价格从贞观八年（634年）、九年（635年）的斗米四五钱，跌至贞观十五年（641年）的斗米两钱。

——摘编自孙顺华《唐朝妇女观之嬗变与社会政治》

材料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重点强调，“党对文艺工作的领……是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1983年，中央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具体目标，即“改革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提高作家、艺术家的思想艺术素质，提高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文化体制改革的进程。1988年，文化部第一次在政府文件中使用了“文化市场”的概念，文化市场开始在国内孕育成长，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在改革的起步阶段，我国确立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根本的政治原则。在这一时期，党对如何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文化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摘编自孙泽海《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历程及内在逻辑》

材料一   宋仁宗在位中期，部分士大夫针对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发起一次政治改革。因其时年号为庆历，故史称“庆历新政”。新政的主要领导者为范仲淹。改革方案分为“十事”，其内容一为明黜陟，二为抑侥幸，三为精贡举，四为择官长，五为均公田，六为厚农桑，七为修戎备，八为减徭役，九为覃恩信，十为重命令。其中前五事有关吏治，后三事论富强，最后两事系前八事之运用。在反对派激烈攻击下，范仲淹不得不于庆历四年六月自请出外巡边，改革集团其他人物继之纷纷贬逐出朝。庆历新政昙花一现。

——摘编自张帆著《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庆历五年十一月，范仲淹被调到邓州任知州，留下了名篇《岳阳楼记》，其中的名句传达出以忧国忧民为先、不计较个人荣辱的精神品质，成为范仲淹留给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范仲淹在邓州、杭州、青州等地担任知州时，采取积极有为的“荒政三策”，有效地缓解了灾情，赈济了灾民。皇祐四年五月，范仲淹因病去世。范仲淹生前不经营家产，全家老小70余口只能住在官舍里为他守丧。

——摘编自游彪等著《中国通史大师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