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五代十国时期，各地军阀为了战争，加紧经济掠夺，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对农村和城市经济造成了极大破坏。在战祸重赋和酷刑重压下，人民生活极其痛苦。再加上北方常常遭受契丹贵族的骚扰，更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农民武装斗争此起彼伏。继位后的周世宗顺天应时，兴利除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在政治上，澄清吏治，严明赏罚；选贤任能，虚心纳谏；整顿法律，严格执法。在经济上，奖励垦荒减轻赋税，组织生产，安抚流民，派遣使者分赴各地均定田租，查实隐匿耕地，使之均摊正税。对于受水灾的区域免除当年夏秋两税，并减免以往农民所欠的租赋。为保障有充足的劳动力，还下令停废敕额外的寺院3万余所，敕额外僧尼一律还为编户，禁止私度僧尼。军事上，整肃军纪，制定统一策略，并亲临前线指挥。此外，他还倡导儒学，重视史书的修缮。所以，周世宗成为10世纪中国统一事业的奠基者和开拓者。

——摘编自原同申《浅谈后周世宗的改革》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君主们根据臣下的功绩来封官授爵，根据爵位高低来规定臣下的薪水。商鞅认为：“行赏而兵强者，爵禄之谓也。”秦朝建立后，一个一千石的官吏每年可得小米34250公斤，所得俸禄已经可以满足相当富裕奢华的生活了。到了汉武帝时期，俸禄以钱币而不是谷物的形式付给，有记载，丞相作为最高官员，月俸是高级官员中两千石的2倍，是中低级官员中六百石的20倍，是低级小吏的100～600倍。魏晋南北朝时期，俸禄内容复杂多样且多以布帛或谷物为主，且多个政权均因战时需要一定程度上削减了百官的俸禄。唐朝官员的收入主要包括职田（朝廷拔给官员自主经营的田地）、俸钱和赏赐。此外，还实行公务用车制度，官员的差旅福利，甚至还有退休金。到了清朝，政府在实行“薄俸制”的基础上，还设置了“养廉银”，并设置完善监管措施，形成稳固的俸禄制度。

——摘编自李博朱玉洁《中国古代的俸禄制度》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了“银贵钱贱”，加之局部内战的巨额军费，使得开支不菲的官员因收入被波及而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境地。面对国家的日渐沉沦及吏制的渐趋腐败，有识之士认为要想革新政治，必须对现行的俸禄制度进行必要的损益。在多方力推下，1869年颁布的《中国海关管理章程》一方面采取了中国俸禄制度按年计算的惯例，同时又引进了绩效工资的思想，体现了工资设计与职级高低、职务繁简相配合。外交官员的工资结构也抛弃了旧有的正俸、恩俸、养廉等名目，而是直接按照行政级别的高低拟定工资额，且按月支付，另外报销一定生活费和交通费。伴随着清末新政中的官制改革，清政府开始陆续实行工费、津贴、薪水制度，且改设各部门、各省份自行拟定养廉银数额，出现了如东三省奏定数额高出定额1.3～2万两的现象。

——摘编自鲍伟《晚清文官俸禄研究》

材料一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农业长期徘徊不前。农业的长期落后不仅阻碍了苏联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影响了工农联盟的巩圆和政局的稳定，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大规模建立国营农场，扩大农业经营规模，以保证国家和居民对农产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赫鲁晓夫在缩小农业部的职能范围，将组织生产活动的管理权下放给各加盟共和国和地方的同时，还改革农产品采购制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放宽对个人副业的限制，加强对集体农庄和庄员以及职工的经济刺激和物质鼓励。赫鲁晓夫的不少改革措施，推动了苏联农业的发展，并在以后的经济改革中一直被其后继者保留和沿用。

——摘编自金泉源《赫鲁晓夫的农业体制改革》

材料二20世纪40年代末，南斯拉夫政府多采取行政命令管理农民，但这些命令大多超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致使农业合作化运动未能取得预期效果。1953年，南共中央颁布决议，规定农民“可以完全自愿地加入和退出合作社”，“在合作社形式上予以更多的灵活性和更多的自由”，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农村中的合作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是在社会所有制经济组织与

个体农民之间进行的。既有社会所有制经济组织与个体农民之间的低水平合作，如经济组织向农民提供良种、化肥、农药、技术指导等，而农民按合同向经济组织出售农畜产品；也有高水平的合作，表现为社会所有制经济组织与个体农民进行的某种产品的生产或某项经济活动方面的合作。这种具有自己特色的体制，尽管对某些消极因素未能及时纠正，但确实推动了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

——摘编自李仁峰《南斯拉夫农业的发展和面临的问题》

材料 《马关条约》震动了清廷朝野上下，励心变法、图强保国的呼声高涨。“自中东罢役以来，中外诸臣竟言自强之术”，均以为“目下欲图自强，自以修明武备为第一要义”。这一时期，张之洞目睹湘、淮旧勇积弱无能，亦不断奏述：要抵御外侮，必须编练一支近代化军队。

1895年，自强军在江宁（南京）建立，由张之洞聘请德国将弁35人帮助教练。自强军所招士兵必须“年在16岁以上，20岁以下，体力精壮，向不为非者”。自强军比较全面地仿效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建制，改变了清朝军队单一化的落后现象。张之洞认为若仍以华官管带，新军积弊便会如故。因此，自强军营哨官“均以洋将洋弁为之”，华官只能为副。武器装备大多需靠外债购自西方列强。

甲午战后，由于清政府财政困难，更由于整个封建生产关系没有改变，自强军的试验只能归于失败。

——摘编自王贤知《自强军编练述略》

材料   明清赋税普遍征银，百姓所缴的银子由于纳税量不太多，大多以小块的碎银为主，各州县衙府汇总上缴国库时，要将碎银熔炼成大块，在碎银熔炼过程中发生损耗。州县官吏要求百姓补足这部分“火耗”，于是在应缴税银之外，纳税人还要多缴一些。

火耗最早出现在明朝，清朝初建时曾宣布禁止征收火耗。康熙年间，朝廷曾多次派以清廉著称的大臣到各地禁革重耗，但结果是“革火耗而火耗愈盛”。最后皇帝也只得默许。按照碎银熔炼损耗规律，一般损耗率在1％-2％左右。然而州县官吏实际征收的却比这个损耗率要大得多，到康熙后期各省征收火耗一般达到三四钱，最高达到七八钱。针对火耗盛行的原因，雍正实施了“火耗归公”的制度。即由各省督抚将全省各州县的耗美提解集中，由督抚统一支配。一部分用于官员本俸不足的津贴，因其有助于养威廉耻，故名“养廉银”；其余部分用作各级地方政府日常开支和弥补地方财政亏空。“火耗归公”的改革在雍正朝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乾隆即位后在坚定推行该政策的基础上，将地方火耗收入全盘置于中央的严密监督之下。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中央权力的全面介入不仅未能巩固“火耗归公”的成果，反而使“火耗”之弊愈发难以控制。

材料   从20世纪初开始，就有一批仁人志士追求汉字简化，甚至期望实现拼音化，在他们看来，是繁杂的汉字阻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次“汉字简化”方案自1956年由国务院颁布正式推行。《汉字简化总表》对汉字的简化方式大致有简化原字、简化偏旁、废除今字保留古字、合并同音字等四种。据统计，原有的繁体字平均每字16画，经过简化之后，平均每字降到10.3画，减少了35%的笔画。在7000个常用字中，有简化字2235个。简化字约占现代汉语用字的三分之一。《汉字简化总表》的积极作用在于大大地简化了笔画，减少了用字，便于识字，提高了书写速度。实施简化，有利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大规模的“扫盲”运动。《汉字简化总表》的制定者的主导思想仅仅是把汉字看作是记录符号，追求把每个字的笔画限制在10画以内，所以简化笔画往往顾此失彼。

——摘编自杨新生《汉字简化的回溯与思考》

7 . 材料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政权分裂。南朝成为继东晋之后，由汉族建立起来的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南朝疆土，宋时最大。宋孝武帝刘骏在位期间，面对战乱及经济重心的南移，政治上，推行了一系列改制举措，削弱士族权力，大力提拔寒门势力，整顿刑律，并改置州镇和设立典签，加强中央集权；经济上，继续推行“土断”，赦免奴婢和军户，抑制土地兼并，限制士族封山占水，始行“检籍”，设立台使，改革税制，并改铸钱币；军事上，以颜师伯为青州刺史，又重用殷孝祖、卜天生等将领，击溃北魏军队，取得了宋魏第一次青州之战的胜利，收复了济水以北的失地，并进行了军制改革；文化上，尊孔崇佛，恢复礼乐。但统治末年，孝武帝大兴土木、滥杀无辜、奢侈无度，耽于享乐。为了巩固帝位，过度削弱宗室力量，引发宗室内斗局面，动摇刘宋统治基础。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材料   据《隋书·食货志》记载，隋朝均田令规定：农民、奴婢、耕牛的授田皆以北齐制度，即一夫受露天80亩，妇人40亩；丁男另有桑田或麻田20亩，是为永业田；奴婢按良人办；丁牛一头受田60亩，限4头。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政府还大力鼓励百姓垦荒，并大量修复、改造水利工程。如蒲州刺史杨尚希颇有惠政，督导人民“引瀵水，立堤防，开稻田数千顷，民赖其利”；寿州总管长史赵轨“劝课农桑，更开三十六水门，灌田五千顷，人赖其利”。隋朝政府相继在卫州（今河南汲县）设黎阳仓，洛州设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等。隋朝大业年间，又修建含嘉仓。据考古发掘，含嘉仓已经探出粮窖259个，其中大窖储粮一万数千石，小窖储粮数千石。直到唐王朝取代隋朝二十余年之后，隋朝库存粮食依然尚未用尽。隋朝一系列粮食安全举措，为开皇盛世的到来提供了条件，为隋炀帝的军事远征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摘编自刘长林《浅论隋朝应对粮食安全采取的举措》

9 . 材料1927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议，全国各县一律实行县长制，县政府和县长分别代替县公署和县知事。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县组织法》。1929年，国民政府重新修订《县组织法》，强调：“吾人今后必须矫正从前重省轻县之传统观念，而易以总理重县轻省之新观念。总理于民权主义与建国大纲中，汇精聚神，唯在直接民权对于县自治之实际行使。由此可知，县自治者，实三民主义之基本知识。”被任命为县长之官员，应先试署一年，考核成绩优良者予以实授，以三年为一任，期满成绩优良者可以连任或升迁。但在实施过程中，如1930～1934年的福建更动县长289人，最短的任期只有4天。规定考试应成为县长任用的主要途径，但据1932年内政部统计，各省通过考试取得县长职位的比例最高的是安徽，但也仅有17.6％。蒋介石也承认：“县为执行一切政令之中坚，其重要如此，而行政经费之微薄又如彼，实无从充实组织，延揽人才。”事实上，无论是地方自治的推行，抑或省、县行政结构的建立，国民政府只能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屡屡碰壁。

——摘编自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第七卷）

材料   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是作为一个政治集团、政治派别或者“朋党”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上的。这个集团并不像反对派污蔑的那样，为少数几个人的私利而结合起来的，即所谓的“结党营私”，而是站在地主阶级广泛利益的立场上，从官僚制度改革入手，强化国家机器，加强专制统治，以维护地主阶级的长治久安，改革压缩了大官僚贵势阶层的政治特权，开阔了以中下地主阶级为主，包括部分上层农民在内的中间阶层的政治道路，因而对这部分人最有利。改革以强化国家机器为目标，但这个强化包含了加强对辽夏的防御能力，在这一点上是符合广大人民的要求和愿望的；改革在发挥对内镇压作用的同时，也要发挥抚绥德职能，以缓和社会矛盾，减轻赋税负担，从而有利于社会生产。因而庆历新政也就具有积极的进步历史意义，值得肯定。

——漆侠：《范仲淹集团与庆历新政——读欧阳修＜朋党论＞书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