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君主们根据臣下的功绩来封官授爵，根据爵位高低来规定臣下的薪水。商鞅认为：“行赏而兵强者，爵禄之谓也。”秦朝建立后，一个一千石的官吏每年可得小米34250公斤，所得俸禄已经可以满足相当富裕奢华的生活了。到了汉武帝时期，俸禄以钱币而不是谷物的形式付给，有记载，丞相作为最高官员，月俸是高级官员中两千石的2倍，是中低级官员中六百石的20倍，是低级小吏的100～600倍。魏晋南北朝时期，俸禄内容复杂多样且多以布帛或谷物为主，且多个政权均因战时需要一定程度上削减了百官的俸禄。唐朝官员的收入主要包括职田（朝廷拔给官员自主经营的田地）、俸钱和赏赐。此外，还实行公务用车制度，官员的差旅福利，甚至还有退休金。到了清朝，政府在实行“薄俸制”的基础上，还设置了“养廉银”，并设置完善监管措施，形成稳固的俸禄制度。

——摘编自李博朱玉洁《中国古代的俸禄制度》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了“银贵钱贱”，加之局部内战的巨额军费，使得开支不菲的官员因收入被波及而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境地。面对国家的日渐沉沦及吏制的渐趋腐败，有识之士认为要想革新政治，必须对现行的俸禄制度进行必要的损益。在多方力推下，1869年颁布的《中国海关管理章程》一方面采取了中国俸禄制度按年计算的惯例，同时又引进了绩效工资的思想，体现了工资设计与职级高低、职务繁简相配合。外交官员的工资结构也抛弃了旧有的正俸、恩俸、养廉等名目，而是直接按照行政级别的高低拟定工资额，且按月支付，另外报销一定生活费和交通费。伴随着清末新政中的官制改革，清政府开始陆续实行工费、津贴、薪水制度，且改设各部门、各省份自行拟定养廉银数额，出现了如东三省奏定数额高出定额1.3～2万两的现象。

——摘编自鲍伟《晚清文官俸禄研究》

材料   五代十国时期，各地军阀为了战争，加紧经济掠夺，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对农村和城市经济造成了极大破坏。在战祸重赋和酷刑重压下，人民生活极其痛苦。再加上北方常常遭受契丹贵族的骚扰，更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农民武装斗争此起彼伏。继位后的周世宗顺天应时，兴利除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在政治上，澄清吏治，严明赏罚；选贤任能，虚心纳谏；整顿法律，严格执法。在经济上，奖励垦荒减轻赋税，组织生产，安抚流民，派遣使者分赴各地均定田租，查实隐匿耕地，使之均摊正税。对于受水灾的区域免除当年夏秋两税，并减免以往农民所欠的租赋。为保障有充足的劳动力，还下令停废敕额外的寺院3万余所，敕额外僧尼一律还为编户，禁止私度僧尼。军事上，整肃军纪，制定统一策略，并亲临前线指挥。此外，他还倡导儒学，重视史书的修缮。所以，周世宗成为10世纪中国统一事业的奠基者和开拓者。

——摘编自原同申《浅谈后周世宗的改革》

3 . 材料   自安史之乱以后，李唐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一落千丈，而广大的中原地区亦陷入了深重的灾难，兵燹、天灾使得富庶的中原满目疮痍。这样的局面，激发了中唐士人改革积弊的雄心，从而产生了以维护国家民族统一、变革图强为中心的时代思潮，而多猜忌的德宗去世，比较关心民瘼的顺宗即位，就成为改革的一个契机，而永贞革新最终失败，主要乃在于二王刘柳辈之“躁进”，锐意革新，独得“大名”，打破了当时仕宦“循资渐进”之习俗，“超取显美”，因而官僚阶层采取了“不合作”态度。“会励精图治之顺宗病入膏肓，至易代之际，官僚大多明哲保身，首鼠两端，观望而已。及其败也，则力诋之，以示忠心、明哲于宪宗”，而宪宗为其地位之稳固，亦偏听偏信，甚至明知二王刘柳之冤而大加挞伐，以取得与整个官僚阶层的协调、统一。

——雷恩海《嗟尔既往宜为惩——从永贞革新看中国官僚政体的弊端》

材料一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农业长期徘徊不前。农业的长期落后不仅阻碍了苏联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影响了工农联盟的巩圆和政局的稳定，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大规模建立国营农场，扩大农业经营规模，以保证国家和居民对农产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赫鲁晓夫在缩小农业部的职能范围，将组织生产活动的管理权下放给各加盟共和国和地方的同时，还改革农产品采购制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放宽对个人副业的限制，加强对集体农庄和庄员以及职工的经济刺激和物质鼓励。赫鲁晓夫的不少改革措施，推动了苏联农业的发展，并在以后的经济改革中一直被其后继者保留和沿用。

——摘编自金泉源《赫鲁晓夫的农业体制改革》

材料二20世纪40年代末，南斯拉夫政府多采取行政命令管理农民，但这些命令大多超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致使农业合作化运动未能取得预期效果。1953年，南共中央颁布决议，规定农民“可以完全自愿地加入和退出合作社”，“在合作社形式上予以更多的灵活性和更多的自由”，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农村中的合作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是在社会所有制经济组织与

个体农民之间进行的。既有社会所有制经济组织与个体农民之间的低水平合作，如经济组织向农民提供良种、化肥、农药、技术指导等，而农民按合同向经济组织出售农畜产品；也有高水平的合作，表现为社会所有制经济组织与个体农民进行的某种产品的生产或某项经济活动方面的合作。这种具有自己特色的体制，尽管对某些消极因素未能及时纠正，但确实推动了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

——摘编自李仁峰《南斯拉夫农业的发展和面临的问题》

材料 《马关条约》震动了清廷朝野上下，励心变法、图强保国的呼声高涨。“自中东罢役以来，中外诸臣竟言自强之术”，均以为“目下欲图自强，自以修明武备为第一要义”。这一时期，张之洞目睹湘、淮旧勇积弱无能，亦不断奏述：要抵御外侮，必须编练一支近代化军队。

1895年，自强军在江宁（南京）建立，由张之洞聘请德国将弁35人帮助教练。自强军所招士兵必须“年在16岁以上，20岁以下，体力精壮，向不为非者”。自强军比较全面地仿效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建制，改变了清朝军队单一化的落后现象。张之洞认为若仍以华官管带，新军积弊便会如故。因此，自强军营哨官“均以洋将洋弁为之”，华官只能为副。武器装备大多需靠外债购自西方列强。

甲午战后，由于清政府财政困难，更由于整个封建生产关系没有改变，自强军的试验只能归于失败。

——摘编自王贤知《自强军编练述略》

材料   据《隋书·食货志》记载，隋朝均田令规定：农民、奴婢、耕牛的授田皆以北齐制度，即一夫受露天80亩，妇人40亩；丁男另有桑田或麻田20亩，是为永业田；奴婢按良人办；丁牛一头受田60亩，限4头。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政府还大力鼓励百姓垦荒，并大量修复、改造水利工程。如蒲州刺史杨尚希颇有惠政，督导人民“引瀵水，立堤防，开稻田数千顷，民赖其利”；寿州总管长史赵轨“劝课农桑，更开三十六水门，灌田五千顷，人赖其利”。隋朝政府相继在卫州（今河南汲县）设黎阳仓，洛州设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等。隋朝大业年间，又修建含嘉仓。据考古发掘，含嘉仓已经探出粮窖259个，其中大窖储粮一万数千石，小窖储粮数千石。直到唐王朝取代隋朝二十余年之后，隋朝库存粮食依然尚未用尽。隋朝一系列粮食安全举措，为开皇盛世的到来提供了条件，为隋炀帝的军事远征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摘编自刘长林《浅论隋朝应对粮食安全采取的举措》

7 . 材料 无论征派河夫还是出资雇夫，非专业人员易出现效率低下问题。康熙十七年（1678），河道总督勒辅开始建议废除河夫制，根据防洪的准军事性质征募河兵-河标，专掌维护疏浚堤防工程；设立河营，掌河工调遣及守汛、防险之事；改增官守，代替河夫。并实行准军事化的管理。勒铺还改进了河兵的编制，其一是将河兵分为战兵和守兵两类。战兵分管下桩、下埽等危险和劳动强度大的工作，而守兵分管堤防巡查、运料等较轻工作。战兵每月给银1.5两.守兵1.0两：其二是由于河兵数量对于应付繁重河工来说有所不足，至于岁修加筑，就更加难以兼顾，因此他建议每兵许其招募帮丁四名。帮丁可以是河兵的子弟家属，给以堤内空地耕种，自食其力，不收税但让其参加无偿的河工劳务。可惜，招募帮丁这一建议未被采纳，大的岁修等工程仍行募夫制。

——摘编自李光泉《论清初黄河治理的改革》

材料   从唐玄宗天宝年间后，“天子佚乐，而用不知节”,大地主官僚又大肆兼并土地,公元755年的叛乱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局面。地方上诸侯藩镇割据一方,不供贡赋。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唐中叶开展了盐业改革。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刘晏出任盐铁使,继续进行这一改革。刘晏对国营盐业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他认识到盐利收入丰厚,但置吏太多,“盐吏多则州县扰”，因此他“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自余州县不复置官”;刘晏对之前的专卖政策进行了改革,将官运官销予以废除,创立了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通商法。当时商人过境,各级地方机构都要加税,这属于法外苛征,增加了商人的负担,刘晏奏请罢之。“诸道加榷盐钱,商人舟所过有税。晏奏罢州县率税，禁堰埭邀以利者。”他在各地设置了“常平盐仓”，贮存官盐。

——据马涛、周原《唐中叶刘晏理财与两税法改革的再评价》整理

9 . 材料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政权分裂。南朝成为继东晋之后，由汉族建立起来的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南朝疆土，宋时最大。宋孝武帝刘骏在位期间，面对战乱及经济重心的南移，政治上，推行了一系列改制举措，削弱士族权力，大力提拔寒门势力，整顿刑律，并改置州镇和设立典签，加强中央集权；经济上，继续推行“土断”，赦免奴婢和军户，抑制土地兼并，限制士族封山占水，始行“检籍”，设立台使，改革税制，并改铸钱币；军事上，以颜师伯为青州刺史，又重用殷孝祖、卜天生等将领，击溃北魏军队，取得了宋魏第一次青州之战的胜利，收复了济水以北的失地，并进行了军制改革；文化上，尊孔崇佛，恢复礼乐。但统治末年，孝武帝大兴土木、滥杀无辜、奢侈无度，耽于享乐。为了巩固帝位，过度削弱宗室力量，引发宗室内斗局面，动摇刘宋统治基础。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材料   晚清重臣袁世凯是清末新政的发起者和领导者,袁世凯创造的清末新政样板——北洋新政,引领了新政的发展。1902年,被八国联军破坏的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恢复,袁世凯奏请将北洋大学堂在天津西沽武库旧址复校。1904年,设立天津四乡巡警总局,下设8局15区。

1905年,创建了中国第一支集团军、野战军,总共6个镇和1个混成协--第十三混成协,总数为8万人上下。到辛亥革命前,清政府一共编练新军14个镇、18个混成协、4个标和1支禁卫军。直隶工商业在此期间进入发展的快车道。据统计,在1900年以前,天津近代工业企业仅有四五家,资本总额110万两,经过北洋新政到辛亥革命前已发展到137家,资本总额达2920万元。清政府选择天津作为地方司法改革的突破点,到1907年2月,天津司法改革初见成效。

——摘编自张华腾《袁世凯与清末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