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材料   明朝中期的著名政治家杨一清（1454-1532）于1502年出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陕西马政，并开始主持陕西边备事务。伴随着明朝边备的逐步松弛，明朝与蒙古关系的紧张，边地战火连绵不断。他在担任陕西总制期间，对兵将进行必要的奖惩，“皆是激励人心，鼓舞士卒之策”。他能够充分认识到下属将领之长短，合理调配。由于蒙古不断拆墙入寇，深入腹里，他在朝廷支持下大力修筑边墙，在自延绥至宁夏一带大修墩台，积极设防。他认为充实军伍，“惟有招募一策，可应目前之急”。招募对象为长期居留边方的土著居民，因为他们“性气猛悍，尚勇善斗。且惯见敌众，闻敌不惧”。同时加强对边兵的管理和训练，注意演练各种营阵，因时制宜地使官兵灵活掌握各种战略、战术，以提高作战能力。他还通过中盐、屯田和国家发放帑金等多种途径，增加边地储备，以保障边地军民生活。他作为总制出镇西北边疆三十余年，不仅功绩卓著，而且治陕之规范更为后世所称道。明世宗认为他“温诏褒美，比之郭子仪（唐代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名将）”。

——摘编自方广岭《论杨一清经营陕西边备》

材料一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农业长期徘徊不前。农业的长期落后不仅阻碍了苏联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影响了工农联盟的巩圆和政局的稳定，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大规模建立国营农场，扩大农业经营规模，以保证国家和居民对农产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赫鲁晓夫在缩小农业部的职能范围，将组织生产活动的管理权下放给各加盟共和国和地方的同时，还改革农产品采购制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放宽对个人副业的限制，加强对集体农庄和庄员以及职工的经济刺激和物质鼓励。赫鲁晓夫的不少改革措施，推动了苏联农业的发展，并在以后的经济改革中一直被其后继者保留和沿用。

——摘编自金泉源《赫鲁晓夫的农业体制改革》

材料二20世纪40年代末，南斯拉夫政府多采取行政命令管理农民，但这些命令大多超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致使农业合作化运动未能取得预期效果。1953年，南共中央颁布决议，规定农民“可以完全自愿地加入和退出合作社”，“在合作社形式上予以更多的灵活性和更多的自由”，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农村中的合作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是在社会所有制经济组织与

个体农民之间进行的。既有社会所有制经济组织与个体农民之间的低水平合作，如经济组织向农民提供良种、化肥、农药、技术指导等，而农民按合同向经济组织出售农畜产品；也有高水平的合作，表现为社会所有制经济组织与个体农民进行的某种产品的生产或某项经济活动方面的合作。这种具有自己特色的体制，尽管对某些消极因素未能及时纠正，但确实推动了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

——摘编自李仁峰《南斯拉夫农业的发展和面临的问题》

材料 隋朝建立伊始，户籍极为混乱，一方面存在“诈老诈小，规免租赋”的现象；另一方面存在强宗大族荫庇户口的现象，重整户籍制度便成为当务之急。首先整顿地方基层组织，设保、里、党，由里正、党长负责检查户口，进行户籍整理。以北齐、北周旧制为基础，制订户籍新法，把人口按照年龄区分为：黄——3岁以下；小——3～10岁；中——10～17岁（以后改为10～20岁）；丁——18～60岁（以后改为21～60岁）；老——60岁以上。在这些年龄段中，最重要的无疑是“丁”，即成年劳动力，国家赋役的承担者。有家室的丁男，每年服徭役二十日，缴纳租粟三石、调绢二丈、绵三两。为了防止户籍年龄上的弄虚作假，州县官吏必须经常检查户口，称为“大索貌阅”。地方官每年要亲自实地查验户口、年龄、疾状（健康状况），称为貌阅（或称貌定、团貌），就是亲自察看一下人口的相貌，将逃避徭役租调的“诈老诈小”者清查出来。

——摘编自焚树志著《国史十六讲》

材料   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的财政经济每况愈下。一方面是财政收入减少，但另一方面各种财政开支却直线上升。为化解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清王朝对全国范围内实施了税务政策改革与调节。1905 年，五大臣出国考察世界各国宪政，带回来了国外的财政税收制度。1903 年清政府设立财政处，统筹中国的财政税务。1910 年设立财政总处，将分散下去的各省税务权集中收回。清政府初步建起海关监督与税务司并立的二元体制，由税务司负责估税，海关监督负责收缴和分配海关税款。1910 年,清政府在调查各省财政收支的基础上实施一种新型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再明确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的职能，来明确国家和地方的权限与财政支出的情况。

——摘编自阳宏润《论清末税务政策改革》

材料   晋文公将两军改为三军，由卿统领。统中军者为军元帅，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同时又是地位仅次于国君的执政官。三军将佐各一，共六人，称“六卿”。这样就建立了卿士制度，卿是听命于国君的国家官吏。这种新的官制是对过去世袭宗法制的改革，有利于提高政权的活力。但是，诸卿权力集中，也为后来晋国的诸卿专权留下了隐患。同时，晋文公还打破世卿世禄制度，建立起以“举善援能”为目标的多种选官方式。如“贽见”即自荐，主要适用于贵族子弟；“赏功劳”，提拔重用有功者；“荐举”，卿大夫们向国君推荐人才。在广开选人之途的同时，也加强对官员的考核和奖惩。晋文公在进行制度改革的同时，又任用了一大批得力的人才，并加强军队训练，使晋国的军事力量迅速加强，晋军成为当时最强大的一支军队。

——摘编自漆侠《中国改革史》

材料   清初地方实行督抚制，地方层级多，机构重叠。鸦片战争后，地方职能不断扩大，局、所林立，管理混乱。1906年，清政府在参酌各国制度的基础上，推出了地方官制改革大纲，遭到大多地方督抚反对。宪政编查馆于1907年推出了折衷的地方官制改革方案《各直省官制通则》：“各省督抚依旧总理地方军政，督抚衙门设置幕职佐理文牍，分科治事；省以下，为府（直隶州）州（县），裁撤分守分巡各道，设立议事会和董事会等自治机构；分级设立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初级审判厅，实行司法独立。”方案颁布后，清廷在东北三省试点，要求其余各省“十五年内一律通行”。民国成立后，部分制度仍有沿用。

——摘编自费秋香《论清末新政的地方官制改革》

材料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我国铁路传统的集中计划体制开始松动，国家对铁路实施了放权让利的改革；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铁路进行了现代企业制度和“网运分离”的试点等；21世纪初，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等非运输企业和高等院校与铁道部脱钩；2003年后，铁路加大主辅分离和社会职能移交的力度，先后将铁路物资、设计、施工企业移交国资委及所属企业管理，将铁路中小学校、医院全部移交地方管理；2013年3月，国务院新一轮机构改革对铁道部实施政企分开，组建了中国铁路总公司和国家铁路局。铁路总公司承担铁道部的企业职能，承担铁路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国家铁路局承担铁道部的行政职能，负责拟订铁路技术标准，监督管理铁路安全生产、运输服务质量和铁路工程质量等。政企分开，标志着铁路体制改革的重大进展。

——摘编自魏际刚《新时期深化铁路体制改革思路研究》

材料   清代，漕粮由地方官征收于民，再交兑漕运部门运抵京城，历时近一年。从仓储、运输、损耗加之行政成本，使得漕粮运费远高于米粮本身价值。咸丰年间，因战乱兵婴影响，漕粮运输愈发困难。咸丰七年（1857年）湖北军务大体告竣，但仍需为省内及入江皖作战各营提供饷需，湖北巡抚胡林翼开始在湖北主持漕务改革。各州县将漕粮改折银钱征收，除部分截留充军饷外，滑折银分批运抵京师。同治末年起，湖北在漕粮折征基础上，每岁由招商局于江皖等地采买海运米三万石，由沪海运至津，交兑通仓。南方省份普遍进行漕务改革，这反映出近代不计成本的“贡赋逻辑”逐渐被改变。

——摘编自周健《改折与海运：胡林翼改革与19世纪后半期的湖北漕务》

材料   1982年，国有企业开始试行劳动合同制度。1984年，北京市供销社改革用工制度，对新招收的职工实行劳动合同制，规定合同工必须具有高中文化程度，招工坚持张榜公布、择优录用原则。1986年7月，国务院颁布《国营企业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等改革劳动制度的四个规定，标志着劳动合同制度的正式建立。从90年代初开始，劳动合同制推行速度加快，国家要求按照市场机制的要求，实现企业用工的动态化管理，通过完善用工制度，以岗定编，富余人员、闲散人员实施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全面推进国有企业全员劳动合同制，打破国有企业职工能进不能出和能上不能下的弊端。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与《职工带薪年假条例》正式实施，开启了中国劳动法律的新时代。

——摘编自刘斌《中国国有企业用工制度研究》

材料   隋朝开皇十六年（596年），隋文帝“诏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颁布“劝勉民间嫁娶诏”，规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唐太宗还明确规定：“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时，鰥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其劝导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以附殿失。”“故（唐朝）公主再嫁者达二+三……太宗女六。”对此，朱熹指出：“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据统计，“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全国户数接近380万户。与此同时，粮食价格从贞观八年（634年）、九年（635年）的斗米四五钱，跌至贞观十五年（641年）的斗米两钱。

——摘编自孙顺华《唐朝妇女观之嬗变与社会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