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央各部会、省各厅不经过县长，直接对县对口局长下达指令。各局局长只对其上司负责，行文报告绕过县政府，直接呈报给其上级，县长与各局局长之间没有形成指挥和隶属关系，县政不能形成行政有机体。县政府机构简略，组织空疏，经费有限。南京国民政府尝试进行县政改革。一是建立由县长负责的统一集中的行政机制。对上级关系，县政府只以县长名义对外行文。二是赋予县长人事荐任权。三是将原设之公安、财政、建设、教育各局进行裁撤，改设三科。此外，国民政府决定暂停自治选举，由县政府委任乡镇长和村里长。同时全国多数县取消区自治组织，合并乡镇组织。国民政府还颁布《县长考试条例》，规定各省每3年举行1次考试，来考核县长。经过改革，以县长为中心的县政府权力得以集中，行政组织得到充实，组织机理功能得以发挥；行政整理的方针适应并满足了社会现实需要，国民政府县政开始趋于稳定。

——摘编自白贵一《论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县政改革》

材料   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提出“以学校为今日先务”，在徽宗支持下，兴学活动逐渐开展起来，史称“崇宁兴学”。朝廷陆续颁布了一系列规定，一是扩大太学规模，外舍生定员三千人，内舍生定员六百人，上舍生定员二百人，均比元丰（宋神宗年号之一）时扩充一倍。二是普遍设立地方官学。崇宁三年（1104年），诏诸路州军未置学处并置学，各州县除了高等程度的儒学外，还要办初等程度的小学。三是创立多种专门学校，除原有太学外增添培养皇室宗亲的宗学、培养天文历法人才的天文学、培养医生的医学、培养将士的武学、学习数学的算学、学习法律的律学、学习书法的书学、学习绘画的画学等，其种类之多，历代绝无仅有。四是全面实施“三合法”，停止科举，通过学校取士。“崇宁兴学”在文化教育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深深影响了明清两代的教育制度。

——摘编自王炳照《简明中国教育史》

材料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革命烈士和革命军人的家属，其生活困难者应受国家和社会的优待。”1950年，内务部通令各级政府在清明节纪念革命烈士。各地建立烈士纪念碑、塔、亭、林、墓等。1952年，《人民日报》先后刊载了邱少云和黄继光等烈士的事迹。沈阳市市北区在中秋节和国庆日前夕向烈属、军属发放慰劳高粱米近20000斤。在农村，代耕工作成绩显著，烈属、军属的农作物亩产量已接近当地农民的平均水平。1955年，有414000多名革命烈士子女在国家资助下入学，另有3300多名烈士遗孤得到政府教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崇尚烈士、尊敬烈属的社会风气逐渐形成。

——摘编自熊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革命烈士褒扬抚恤工作》

材料 作为一种重要的军需物资和生产资料，牛革（皮）被广泛运用于军器制造、手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等方面，受到历代封建王朝的重视。五代时期，对牛革的需求更为急切，各政权对牛革采取的基本措施都是“悉令输官”“革尽纳官”，对普通百姓违犯牛革禁令者采取严厉处罚措施。952年，后周政府规定只征收以前牛革总额的三分之一，且根据民户拥有田亩的多寡进行摊派，且没有明确规定送纳的时间。此外，还允许民间合理合法的使用和贸易。宋初基本上沿袭了后周的政策，同时又规定牛革可以折变缴纳，也通过“纳价钱”代替缴纳实物。同时，政府将民户手中剩余的牛革购买入官。

——摘编自游彪、周云《论五代及宋初的牛革政策》

材料   金熙宗继位后,把学到的儒学治世思想大胆应用于女真社会实践,对金朝社会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为了便于统治,随即废除了女真勃极烈制,改用辽、宋汉官制。他设置了三师,尚书令下设左右丞相及左右丞。与此同时下诏废除伪齐,统一了政令。在完颜希尹等女真改革派和汉人丞相韩企先等人的谋议下,金熙宗详定各种礼仪制度。朝见熙宗，百官着朝服,使朝廷气象为之一新。天眷元年，熙宗又颁行“御制小字”,对完颜希尹词字性文字进行调整和补充,使女真文字的使用范围大为扩大。公元1145年,熙宗把成批女真人迁到中原，实行“屯田军”;在汉地,仍保留原有的封建制度进行统治。熙宗所推行的改革,对金朝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和希格 穆鸿利《试论天眷新制到至宁内乱之兴衰转折》

材料 曹魏征收的锦、绢当为口赋和算赋的合并。不同的是汉制征收货币，魏制改征实物；汉制以丁为征收单位，曹魏把人头税等货币折成绢、布以后，如果把完整成匹的绢、布，断裂成零碎的片段来折合成人头税，不但计算起来存在着困难，而且碎裂不成整匹的绢、布，也不能再制衣服，这对人力物力来说，都是莫大的浪费，同时也由于东汉末年以来，剥削过重，逃亡者多，户较丁更不容易流动，也就更便于征调，故魏制以户为征收单位，并易其名为户调。户调实施的最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古代中国，家庭纺织业始终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农业和手工业是一直结合在一起的，随着封建关系的发展，政府编户齐民一部分都被世家豪族分割去了，政府的税源日益减少，封建政权自然更需要加紧对自耕小农的剥削，这样，就会既向他们要大量租谷，又向他们要超额的调绢了。

——摘编自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