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袁世凯政府成立后，为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稳固政权，维护统治，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改革经济的法规。1912年，工商部颁布《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取消了建厂专办之权。1914年，农商部颁布《矿业条例》等降低矿产税，还颁布了《国有荒地承垦条例》实行地价优惠；国务院公布条例规定国币种类，旧有各种官局铸币由政府兑换改铸；交通部制定《交通银行则例》，规定交通银行掌管特别之国库金，发行兑换券，具有中央银行的性质；农商部会同财政部拟定《劝业银行条例》，鼓励银行投资实业、扶植实业。在人民群众爱国热情的推动下，政府提倡国货，减免捐税，宣布凡出口足抵外货者优给奖励。此后，北洋内阁虽更迭频繁，但基本上延续了袁世凯时期的经济政策。

——-摘编自章开沅《中国经济史》

材料   763年，唐代宗升任刘晏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安史之乱后物价飞涨、财政极度困难，刘晏“以养民为先”发展生产，开源节流。为提高运粮效率，改革漕运，改直运法为段运法，降低了运费。削减盐务机构，调整食盐专卖制度，国家掌握统购、批发环节来控制盐政，在各地设常平盐仓，盐价下跌，万民称颂，税收也激增。他改革财政体制，建立经济情报网。在诸道选勤廉干练的士人管理诸巡院，让其随时上报当地物价的涨落等。推行常平法，用“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的办法，防止谷贱伤农、水旱民散，他还在各州县储粮三百万石，以作备荒之用。这样既救了灾，又不损国用，还刺激了生产。刘晏真正做到了“敛不及民而用度足”，使唐朝经济迅速恢复。780年，刘晏因杨炎所陷被害，抄家财物唯书两车粮食几斛。

——摘编自《中唐刘晏经济改革》

材料   宋政府视房地产业为治政要务，不断进行改革。宋初设立名为“店宅务”全面负责官营房地产的计值出租、房屋修建维修并兼顾经济民生等事务。史载：店宅务“掌官屋、邸店计直、出僦及修造、缮完”；并且规定，凡田宅交易都要缴纳契税，时称“印契钱”；针对房屋需求的急剧增长，真宗大中祥符年间，两次“申禁内外群臣市官田宅”，“现任京朝官除所居外，无得于京师购置产业”；仁宗时也重申“现任近臣除所居外，无得于京师置屋”，并规定“开封府民有赁店宅务客店者，与免诸般差遣”。熙宁三年下诏：“寺丞月添支钱十五千，主簿京朝官十二千，选人十千，无廨舍者月给宅钱五千”。宋政府对城市扩建也有要求，神宗元丰六年，开封外城扩建，新修城墙占用“百姓屋地百三十家，计直二万二千六百缗”，平均每户补偿一百七十余贯。

——摘编自胡建华《宋代城市住房政策研究》等

材料   传统科举以明经科为主，形式单一、内容死板，无法验证真才实学，与关陇集团颇有渊源。为压制关陇，武则天逐渐降低对明经的重视，增加进士科的考试门类和难度，供非贵族子弟参与，为贫寒子弟入仕提供了制度保障；考试内容涉及儒学，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改革后，进士科地位提升，世人观念改变，激发了寒门学子政治热情。为了扶植自身力量、笼络人才，武则天开创了殿试；殿试由皇帝亲自出题，以笔试为主，笔试后进行策问，考生在殿堂直接与皇帝交流，发表政见，提高了社会对科举关注。武则天时期，面临突厥、吐蕃威胁，开创武举，以满足国家军事需求；武举涉及枪、射、骑等实战技能，延续近1200年。

——摘编自《关于武则天时期科举制度的改革研究》

材料   1982年，国有企业开始试行劳动合同制度。1984年，北京市供销社改革用工制度，对新招收的职工实行劳动合同制，规定合同工必须具有高中文化程度，招工坚持张榜公布、择优录用原则。1986年7月，国务院颁布《国营企业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等改革劳动制度的四个规定，标志着劳动合同制度的正式建立。从90年代初开始，劳动合同制推行速度加快，国家要求按照市场机制的要求，实现企业用工的动态化管理，通过完善用工制度，以岗定编，富余人员、闲散人员实施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全面推进国有企业全员劳动合同制，打破国有企业职工能进不能出和能上不能下的弊端。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与《职工带薪年假条例》正式实施，开启了中国劳动法律的新时代。

——摘编自刘斌《中国国有企业用工制度研究》

材料   在李朝前期朝鲜封建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李成桂采取各种措施整治和加强专制集权统治。1388年，丈量全国公私土地，登记造册，收归国家所有。1391年，对两班官僚及其他贵族按等授田，第一科（一等）授田150结（李朝以生产20石粮谷的土地为1结），以下递减，第十八科为末等，授田10结。对地方豪族和士兵另授军田，每人5-10结。其余大部分土地为公田，由国家分配给农民，征收租税，作为封建国家的基本财政收入来源。科田法是国家把土地的收租权转让给受田者，即受田者只有收租权，而没有土地所有权。而且领有科田和军田者还必须向国家缴纳相当于田租1/10的田税，以加强国家对土地的控制和管理。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

材料   1547年伊凡四世执政时，国家权力分散，阶级矛盾尖锐。他在“重臣拉达”辅助下，颁布新法典，强化司法机关，吸收城市居民参加审判，规定中小贵族受国家法律保护，但没有限制波雅尔（封建大贵族）土地所有制。中央设立衙门制度，衙门虽然由波雅尔担任，实际掌权人由军事服役人员遴选，逐渐形成宫廷服役人员集团。地方机构改革主要推行地方自治，废除食邑制度，从各地封建贵族、商人、手工业者和国有农民中选举的“地方司法税务官”，对中央政府负责。随着改革的深入，波雅尔分裂势力达到与中夫分庭抗礼的地步，“重臣拉达”权力也日益加强。伊凡四世解散了“重臣拉达”，全国实行“特辖制”，对波雅尔实行恐怖统治。伊凡四世也因其雷厉手段被称为“伊凡雷

——摘编自何红《俄国伊凡四世改革研究》

材料   贞观初，“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故御史复为雄要”，“御史为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台院侍御史以弹奏为基本职责，重点在纠弹职位较高的官员。察院监察御史在御史台中品秩虽低，但职务繁杂，百司畏惧，其“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此外还掌祭祀、监南选、监司射、监决狱、分察尚书省六部等。贞观年间，全国被划为十道监察区，由监察御史十人分巡州县，监察御史以六条巡按州县，分巡时威仪显赫，“州县祗请相望，道路牧宰祗候，僮仆不若”。《贞观政要》中记载：“（太宗）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同时，唐太宗也对清廉官员和清正之举大加褒奖弘扬。

——摘编自吴毅《唐朝贞观年间防治贪腐的政策举措释析》

材料   19世纪中叶,随着英国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转型,一些学者强调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适度干预。美国人亨利·乔治1879年出版的«进步与贫困»在英国引起了巨大反响,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当务之急是用税收手段打破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鸿沟。19世纪后期英国议会选举制度的改革，使得英国社会中下层人民的政治影响力大增，两党为了争取选民支持，开始了财税制度竞相改革的年代。其主要措施有二，一是征收个人所得税。自18世纪以来，英国税收长期以间接税为主,如货物消费税、关税和印花税等，其长期征收加重了普通劳动人民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逐渐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二是征收遗产税、继承税等。1853年，英国把对土地和实际财富的遗赠正式纳入征税对象，此后遗产税税率不断提高，1894年为8%，20世纪初提高到至15%。财税改革使英国的年度平均税收不断增加，1851-1856年为5440万镑,1890-1899年则超过了一亿镑。

——摘编自郭家宏、王广坤«论19世纪下半期英国的财税政策»

材料   中国的屋舍之税起源很早，且与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先秦的“廛布”首向官府管辖市场中的商业用房征税。汉代的“市肆之税”指向官府和私人用房，既有商业性用房也有居住用房，具有城市土地利用、屋舍和经营税共征的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店舍之征开始对房屋划分等级，屋舍之税的征收办法开始具体化。唐代“间架税”具有单一屋税的性质，征税办法的操作性强。五代十国时期“屋税”之名正式出现，且成为国家常赋。宋代确立城郭之赋以及宅税和地税的分野。由此，屋税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税目，改变了此前屋舍、土地利用和经营税混而征之的情况。这一嬗变，是我国古代城市不断发展、人口增多、城市建筑用途多样、城市空间结构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结果。

——据吴晓亮等《先秦至唐宋屋舍之税嬗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