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贞观初，“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故御史复为雄要”，“御史为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台院侍御史以弹奏为基本职责，重点在纠弹职位较高的官员。察院监察御史在御史台中品秩虽低，但职务繁杂，百司畏惧，其“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此外还掌祭祀、监南选、监司射、监决狱、分察尚书省六部等。贞观年间，全国被划为十道监察区，由监察御史十人分巡州县，监察御史以六条巡按州县，分巡时威仪显赫，“州县祗请相望，道路牧宰祗候，僮仆不若”。《贞观政要》中记载：“（太宗）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同时，唐太宗也对清廉官员和清正之举大加褒奖弘扬。

——摘编自吴毅《唐朝贞观年间防治贪腐的政策举措释析》

材料　两宋的粮食仓储包括正仓、义仓、常平仓和社仓四种。正仓亦称官仓和省仓。正仓一般设在京城、各重要转输地点和边境驻军地区。正仓积谷数量很大，北宋京城正仓年积谷最多时达700万石。宋太祖乾德元年（963），令各州县开始设置义仓，直至1094年，中间历经五次设置和废止，此后未再废止，南宋时则一直存在。常平仓的设置比较广泛且经营规模甚大。1006年，在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江南、淮南两浙等路皆立常平仓；1020年，荆湖、川陕、广南各路皆置常平仓。1021年，各路总籴数18．3万余斛。为了赡养州县郭内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仁宗嘉祐二年（1057），诏天下置广惠仓。原来没人绝户田皆由官府出售，后来枢密使韩琦建议，请留勿卖，募人耕种，收租谷另置仓储存，用以救济经常性的老幼残疾贫苦无依者。社仓多由民间劝输并由民间管理，接受地方官吏的监督协助。义仓多为官办，随同王赋输纳，不由劝捐。由于人口剧增，且大量劳动力从农业生产部门流失等原因，粮食在局部地区经常出现危机。例如北宋仁宗时朝廷每年要从江南等地买米200万石。

——摘编自吴宾《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材料   1855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败于英国，国内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借此对旧法律制度施加了巨大压力。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解放后的农奴出席法庭的次数大幅增加。1864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民事诉讼程序条例》等法案，谋求建立新的法律制度。改革以西欧国家的法律制度为蓝本，引入司法独立、陪审团审判等原则。由于是首次推行陪审团制度，因此相较于英国，俄国的陪审团只管辖相对重大的刑事案件，并且成员多数一致即可形成裁决，公诉人和被告在陪审团判决后可以提起上诉。陪审团制度使得农民能够和以前的主人一起坐在陪审席上，享有同等权利，拥有同等地位。改革后的俄国法院开始摆脱行政权对司法的干预，近代公民社会在俄罗斯逐渐形成。但沙皇却中止了改革进程，使得社会问题不断叠加和集聚，最终导致整个俄罗斯在内忧外患中崩溃。

——据杨莹《俄国亚历山大二世时期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研究》

材料　　魏晋“八议”制度源于周朝的“八辟”制度，秦时因法家学说占主导而被废除，西汉时被再次采用。曹魏时，陈群等人将“八议”制度首次写进法典，后为各朝律法所沿用。据记载，魏晋时期，“八议”导致“王侯子弟皆长而骄蹇不法”的事情屡见不鲜，《北史》中也有北魏大臣获得“八议”特权而骄横的记载。如权贵杜恕虽犯法但因其父杜畿曾经“受诏作御楼船，在陶河试船，逼风没”，只是被免为庶人，贬谪到章武郡。魏晋时期，“诏教与东阳王教同人八议，永受复除”，诸如此类皇帝授予宗亲和大臣“八议”之权的例子也十分常见。魏晋虽然在律法中规定了“八议”，但多语焉不详，法律多为具文，直到唐代，《唐律疏议》对“八议”适用的范围有所限制，才对“八议”的适用情况进行明确的规定。

——摘编自张潇《浅柝魏晋时期“八议”制度的特点》

5 . 材料   为解决军粮供应问题，汉武帝时期实行大规模的屯田。屯田始于元符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击败匈奴后，在朔方以西至令居屯田，屯田官兵达五六万人。此后，随着战争的需要，上郡、朔方、河西走廊的敦煌、酒泉以至西域的轮台、渠犁、车师、楼兰等地皆有屯田，屯田官兵最多时达到六十万人之众。屯田制度解决了边地军队的军粮供应问题，使军队的作战能力得以保证，汉朝政府对西北边塞地区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

——摘编自漆侠著《中国改革史》

材料   隋朝开皇十六年（596年），隋文帝“诏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颁布“劝勉民间嫁娶诏”，规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唐太宗还明确规定：“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时，鰥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其劝导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以附殿失。”“故（唐朝）公主再嫁者达二+三……太宗女六。”对此，朱熹指出：“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据统计，“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全国户数接近380万户。与此同时，粮食价格从贞观八年（634年）、九年（635年）的斗米四五钱，跌至贞观十五年（641年）的斗米两钱。

——摘编自孙顺华《唐朝妇女观之嬗变与社会政治》

材料   19世纪中叶,随着英国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转型,一些学者强调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适度干预。美国人亨利·乔治1879年出版的«进步与贫困»在英国引起了巨大反响,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当务之急是用税收手段打破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鸿沟。19世纪后期英国议会选举制度的改革，使得英国社会中下层人民的政治影响力大增，两党为了争取选民支持，开始了财税制度竞相改革的年代。其主要措施有二，一是征收个人所得税。自18世纪以来，英国税收长期以间接税为主,如货物消费税、关税和印花税等，其长期征收加重了普通劳动人民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逐渐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二是征收遗产税、继承税等。1853年，英国把对土地和实际财富的遗赠正式纳入征税对象，此后遗产税税率不断提高，1894年为8%，20世纪初提高到至15%。财税改革使英国的年度平均税收不断增加，1851-1856年为5440万镑,1890-1899年则超过了一亿镑。

——摘编自郭家宏、王广坤«论19世纪下半期英国的财税政策»

材料   中国的屋舍之税起源很早，且与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先秦的“廛布”首向官府管辖市场中的商业用房征税。汉代的“市肆之税”指向官府和私人用房，既有商业性用房也有居住用房，具有城市土地利用、屋舍和经营税共征的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店舍之征开始对房屋划分等级，屋舍之税的征收办法开始具体化。唐代“间架税”具有单一屋税的性质，征税办法的操作性强。五代十国时期“屋税”之名正式出现，且成为国家常赋。宋代确立城郭之赋以及宅税和地税的分野。由此，屋税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税目，改变了此前屋舍、土地利用和经营税混而征之的情况。这一嬗变，是我国古代城市不断发展、人口增多、城市建筑用途多样、城市空间结构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结果。

——据吴晓亮等《先秦至唐宋屋舍之税嬗变研究》

材料   管仲在齐国的改革特别重视工商业方面的发展。他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将“农工商”从业者与“士”并称。同时置官设吏，加强对工商业的管理，薄税敛，通有无，重奖专业人员，力戒奢侈淫巧。他采用“官山海”政策，即“请君伐菹薪（枯柴），使国人煮水为盐，征而积之”。在铁器生产上采用“故善者不如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同时通过会盟与诸侯各国达成关税协议：“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为了吸引其他诸侯国的商人来齐，管仲在生活、驿站设置等方面给予外商以优惠，“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所以各国商人纷纷到齐国经商，以至“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摘编自夏梦《管仲富民强国的经济措施浅议》

材料   西汉武帝时，政法苛严，酷吏辈出，连朝廷大臣也“安危不可知”；其统治后期，更是贿赂公行，冤欲遍地。汉昭帝（前87年－前74年在位）曾颂布特教令，把汉武帝时遣留的积案一次清理，全部免予究治。汉宣帝（前74年一前48年在位）继位后，亲自审理案件，宣布“子首匿（隐藏罪行）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祖）父母”都不再连坐，下令凡触犯他名讳的人免于利事追究，并恢复文景时期平（公平）获缓（和缓）删的传统政策。汉宣帝设置“廷尉平”宫职四人，专助廷尉决疑案，平冤狱，把治欲的好坏作为考核官变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政策调整，使宣帝时“政教明，法令行”，西汉王朝得以继续维持兴盛。

——据顾奎相、陈流《中国古代改革史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