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47年7月至9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这次会议由毛泽东主持，总结了“五四”以来土地改革的经验，制定和通过了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10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公布。其中规定：“废除封建半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此外，对若干特殊土地财产及分配中若干特殊问题的处理办法、土地改革执行机关及保护工商业等，也作了具体规定。在这个大纲的指引下，土地改革运动在解放区广大农村迅速掀起。

——摘编自董志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

材料   贞观初，“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故御史复为雄要”，“御史为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台院侍御史以弹奏为基本职责，重点在纠弹职位较高的官员。察院监察御史在御史台中品秩虽低，但职务繁杂，百司畏惧，其“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此外还掌祭祀、监南选、监司射、监决狱、分察尚书省六部等。贞观年间，全国被划为十道监察区，由监察御史十人分巡州县，监察御史以六条巡按州县，分巡时威仪显赫，“州县祗请相望，道路牧宰祗候，僮仆不若”。《贞观政要》中记载：“（太宗）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同时，唐太宗也对清廉官员和清正之举大加褒奖弘扬。

——摘编自吴毅《唐朝贞观年间防治贪腐的政策举措释析》

材料   推行农村税费改革是党和政府为解决“三农”问题采取的重大决策。2000年，中央决定在安徽以省为单位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3年，税费改革在全国推开。2004年“一号文件”提出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黑龙江、吉林两省随后进入试点，实行“两减免、三补贴”政策。“两减免”是指免除农业税、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三补贴”即：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对部分地区农民进行良种补贴，购置农机具补贴。农村税费改革由此转向逐步降低直至最终取消农业税。2005年，全国28个省份免征农业税。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延续两千多年的农民缴纳农业税的历史到此结束。

——摘编自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

材料

淝水之战后，东晋政权内部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南朝宋高祖刘裕在掌握朝政以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东晋时期，中央和州、郡的大权一直掌握在王、谢、庾、桓四大家族手中，选拔官吏，主要依据门第，选出的官吏多是无才无识之辈。刘裕掌权后，要求按照九品中正制初置时的精神选拔人才，他重用出身“寒微”的人，如刘穆之、檀道济、王镇恶、赵伦之等。他罢免或处死了许多士族或皇族出身的贪官污吏。他的亲信、功臣中有“骄纵贪侈，不恤政事”的，他也严厉惩罚，甚至处死。他下令严禁地方官吏滥征租税、徭役，规定租税、徭役，都以现存户口为准。他还敦崇学艺，修建庠序（地方学校），选备儒官，弘振国学。刘裕死后，其子刘义隆继续实行他的政策。由于刘裕父子的改革，宋初的政治比较稳定，社会经济逐渐繁荣起来。刘义隆在位的30年左右用元嘉做年号，因而历史上称之为“元嘉之治”。

——摘编自《宋书·武帝本纪》等

材料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重点强调，“党对文艺工作的领……是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1983年，中央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具体目标，即“改革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提高作家、艺术家的思想艺术素质，提高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文化体制改革的进程。1988年，文化部第一次在政府文件中使用了“文化市场”的概念，文化市场开始在国内孕育成长，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在改革的起步阶段，我国确立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根本的政治原则。在这一时期，党对如何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文化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摘编自孙泽海《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历程及内在逻辑》

材料   辽圣宗（983—1031年在位）耶律隆绪，自幼受萧太后“教训为多”，即位后常阅“唐高祖、太宗、玄宗三纪”，探讨“贞观、开元之事”，亲政后积极继承和发扬萧太后的改革思想和措施，主要内容有：把原来的奴隶改变为部族，使原从事捕鹰、冶铁的奴隶经过改编取得平民地位。诏令各级官吏秉公办事，毋将阿顺，贪暴残民者，立罢之，并终身不录。诏开贡举，录取进士杨佶等，十年共取士一百七十余人。修订法律原则，契丹人犯十恶者，依汉律用宽平代替酷法。鼓励民户垦荒，诏定均税法。圣宗在位期间，屡败宋军并订立“澶渊之盟”，出现中兴之治。

——摘编自顾奎相、陈涴《中国古代改革史论》

材料   安史之乱后，由于运河受战争破坏，关中地区发生粮荒。刘晏发展了开元时期的分段运输法，实行“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并在各河段之间设仓转储。刘晏还注意运河沿岸的水源保护和运河的流浚以使河槽不涸。又设厂制造专用船只，改进船纤材料，专门设计了“上门填阙船”，应对水流湍急的河段。为了组织一支高水平的运输船队，他以盐税雇船工，专司行船，减少了沿岸的力役证发，并分段由军队押送。至此，“岁转粟百十万石，无升斗溺者”，基本上缓解了关中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形。

——摘自纪宝成《中国古代治国要论》

材料   民国初年，孙中山指出：“又凡政治、法律、风俗、民智种种之事业，均需改良进步，中国始能与世界竞争”。受西方风俗习惯的影响，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革除“旧染污俗”的政令，推进社会风习的改良。同时，蔡元培等发起成立社会改良会，力主“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实行了禁缠足、禁鸦片、禁赌博；改称谓，废除“大人、老爷”等名称；废跪拜，易服饰；禁止贩卖人口，通令疍户、惰民均享有公权、私权；倡导女权和妇女解放；破除迷信，革除旧的婚丧礼俗，倡导婚姻自由等一系列措施。南京临时政府的措施促进了社会的改良变迁，并提高人们的生活意识和观念，进而促进了社会的整体进步。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   晚清重臣袁世凯是清末新政的发起者和领导者,袁世凯创造的清末新政样板——北洋新政,引领了新政的发展。1902年,被八国联军破坏的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恢复,袁世凯奏请将北洋大学堂在天津西沽武库旧址复校。1904年,设立天津四乡巡警总局,下设8局15区。

1905年,创建了中国第一支集团军、野战军,总共6个镇和1个混成协--第十三混成协,总数为8万人上下。到辛亥革命前,清政府一共编练新军14个镇、18个混成协、4个标和1支禁卫军。直隶工商业在此期间进入发展的快车道。据统计,在1900年以前,天津近代工业企业仅有四五家,资本总额110万两,经过北洋新政到辛亥革命前已发展到137家,资本总额达2920万元。清政府选择天津作为地方司法改革的突破点,到1907年2月,天津司法改革初见成效。

——摘编自张华腾《袁世凯与清末新政》

材料   到清朝末期，正俸的微薄，养廉银制度的失败，再加上巨额赔款，在多方搜刮的同时规定削减官员的俸银和禄米，俸禄进一步减少，官场的风纪更加败坏。社会各方强烈关注，并要求加以改革。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改革官制后，在俸禄方面也作了许多改革尝试，政府责成有关官员直接酝酿解决俸禄问题，在一系列酝酿准备的基础上，负责清政府管制改革的宪政编查馆制定了一个较为详细的官俸章程：《官俸章程条议》。该条议共有十七条，其显著特点是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各级官员的俸禄标准，同时限制了官员的兼差，官员的俸禄改为支银两，不再支禄米，兼差者支半俸，官员的俸禄水平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薪水等级悬殊较大，也没有严格按照制定的规则执行。因此，实际上没有起到挽回颓风、纠正时弊的作用。

——摘编自李占强《清朝俸禄制度改革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