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传统科举以明经科为主，形式单一、内容死板，无法验证真才实学，与关陇集团颇有渊源。为压制关陇，武则天逐渐降低对明经的重视，增加进士科的考试门类和难度，供非贵族子弟参与，为贫寒子弟入仕提供了制度保障；考试内容涉及儒学，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改革后，进士科地位提升，世人观念改变，激发了寒门学子政治热情。为了扶植自身力量、笼络人才，武则天开创了殿试；殿试由皇帝亲自出题，以笔试为主，笔试后进行策问，考生在殿堂直接与皇帝交流，发表政见，提高了社会对科举关注。武则天时期，面临突厥、吐蕃威胁，开创武举，以满足国家军事需求；武举涉及枪、射、骑等实战技能，延续近1200年。

——摘编自《关于武则天时期科举制度的改革研究》

材料   清朝入关后，在沿用明制的基础上，对官缺制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划分后，还通过开科取士和“博学鸿词科”，以及增设通政使司、大理寺、鸿胪寺、国子监和钦天监等部门来吸纳汉族官员。此外，清朝还特设理藩院，分全国为18个行省，每省设巡抚一人，其中直隶、四川设总督而无巡抚，二省或三省设总督一人，而山东、河南、山西三省专设巡抚。清朝初期，在东北地区分设三将军等官，管辖八旗人丁和少数民族。顺治十五年（1658年）设立奉天府为管辖东北汉人的最高民政机构。为了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统治者们设置了一系列的国家机构，创造性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配置，并制定符合自己需要的军队体系，使整个国家各个机构能够有条不紊地运转。

——摘编自盛晴《清朝入关前后军政体系改革的研究》

材料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的骤然爆发，不但打乱了唐王朝的正常统治秩序，而且愈益加剧了财政上的矛盾，国家财政基本上陷入崩溃境地，于是增辟农业税收之外的其他源以保障平定叛乱和挽救危机中的王朝统治，成为一件十分紧迫的大事。肃察乾元元年（758年），第五琦奏请代宗，创立盐法。第五琦的榷盘法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法也非尽善尽美，最大的弊端在于全面垄断食盐的产销环节，使得政府不得不广置专卖机构并增派官吏管理致使机构臃肿，奸蠹滋生，经营管理的费用及损耗增多，从而直接影响了榷利的纯收入。代宗大历元年（766年）至德宗建中元年（780年），理财专家刘曼主管东部海盐专卖事务期间，对第五琦盐法进行了系统改革，一方面大事精端原先臃肿的盐政机构和冗宜冗吏，另一方面把政府统购统销食盐，改为政府在产地统购食盐，以榷价批发给商人，再由商人运往各地零售，将政府从繁琐的食盐运销事务中解脱出来。这样，不仅避免了多设盐官扰民的流弊，也使政府的收入大增。刘晏初主盐政时，每年盐利约60万贯，到大历末年增加到600万贯，占当时国家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成为皇室及军费、官俸等开支的重要财源。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中国古代史》

4 . 材料   迁都平城后，北魏控制的区域进一步扩大，其经济生活方式开始由游牧与军事掠夺转变为以农业生产为主，畜牧与军事掠夺为辅的混合型经济，与之相随的财政管理体制也开始发生较大变化。由千均田制和租调制的推行，平城时代的北魏政府进一步扩大了纳税面，田租户调收入骤增。北魏财政收入由前期的以军事掠夺、户调杂税和高牧狩猎为主要财力来源的模式转变为以租调为主要来源的模式，财政支出则由前期的以军费为主转为以军费和官俸为主。财政收支的变化催生了新的财政体制，出现了度支这样的专职财政机构，也使得国家财政首次超过皇室财政而居财政体系的主导地位。这是北魏中期国家治理水平进一步提升在财政体制方面最为明显的体现，并以太和十六年（492年）的"改创百官"的举措确定下来。随着北魏财政体制的渐趋南朝化与行政管理机构的逐渐完善，财政支出迅猛增加，导致国库虚竭。为解决"国用不足"的困境，北魏政权在后期提前征收租调，这一做法更使财政收入后继乏力。

——摘编自王万盈《财政体制转型与北魏国家治理》

材料   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是作为一个政治集团、政治派别或者“朋党”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上的。这个集团并不像反对派污蔑的那样，为少数几个人的私利而结合起来的，即所谓的“结党营私”，而是站在地主阶级广泛利益的立场上，从官僚制度改革入手，强化国家机器，加强专制统治，以维护地主阶级的长治久安，改革压缩了大官僚贵势阶层的政治特权，开阔了以中下地主阶级为主，包括部分上层农民在内的中间阶层的政治道路，因而对这部分人最有利。改革以强化国家机器为目标，但这个强化包含了加强对辽夏的防御能力，在这一点上是符合广大人民的要求和愿望的；改革在发挥对内镇压作用的同时，也要发挥抚绥德职能，以缓和社会矛盾，减轻赋税负担，从而有利于社会生产。因而庆历新政也就具有积极的进步历史意义，值得肯定。

——漆侠：《范仲淹集团与庆历新政——读欧阳修＜朋党论＞书后》

材料   晚清重臣袁世凯是清末新政的发起者和领导者,袁世凯创造的清末新政样板——北洋新政,引领了新政的发展。1902年,被八国联军破坏的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恢复,袁世凯奏请将北洋大学堂在天津西沽武库旧址复校。1904年,设立天津四乡巡警总局,下设8局15区。

1905年,创建了中国第一支集团军、野战军,总共6个镇和1个混成协--第十三混成协,总数为8万人上下。到辛亥革命前,清政府一共编练新军14个镇、18个混成协、4个标和1支禁卫军。直隶工商业在此期间进入发展的快车道。据统计,在1900年以前,天津近代工业企业仅有四五家,资本总额110万两,经过北洋新政到辛亥革命前已发展到137家,资本总额达2920万元。清政府选择天津作为地方司法改革的突破点,到1907年2月,天津司法改革初见成效。

——摘编自张华腾《袁世凯与清末新政》

材料   到清朝末期，正俸的微薄，养廉银制度的失败，再加上巨额赔款，在多方搜刮的同时规定削减官员的俸银和禄米，俸禄进一步减少，官场的风纪更加败坏。社会各方强烈关注，并要求加以改革。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改革官制后，在俸禄方面也作了许多改革尝试，政府责成有关官员直接酝酿解决俸禄问题，在一系列酝酿准备的基础上，负责清政府管制改革的宪政编查馆制定了一个较为详细的官俸章程：《官俸章程条议》。该条议共有十七条，其显著特点是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各级官员的俸禄标准，同时限制了官员的兼差，官员的俸禄改为支银两，不再支禄米，兼差者支半俸，官员的俸禄水平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薪水等级悬殊较大，也没有严格按照制定的规则执行。因此，实际上没有起到挽回颓风、纠正时弊的作用。

——摘编自李占强《清朝俸禄制度改革及启示》

材料   纵观我国长达几十年的户籍制度改革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一是从1978年到1984年，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迁移的限制由严格控制开始转向适度放松。以1984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为标志，严格的户籍政策开始出现松动。二是从1985年到1999年，户籍制度改革进入暂住证时代。1985年，公安部出台《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实行暂住证制度。三是从2000年到2013年，以服务为导向的户籍制度改革全面铺开。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并予以农业人口的市民化政策财政支撑。四是从2014年至今，户籍制度改革进入居住证时代，改革向纵深扩展。2015年国务院出台了《居住证暂行条例》，在全国开始逐步建立起了以居住证为载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户籍制度改革实现了新的突破和依托。

——摘编自李丹阳、汪勇《新中国70年来户籍制度改革的演变历程、逻辑与趋向》

材料 西藏地方行政体制是中央在藏权威的制度保障。晚清以降，以驻藏大臣为首的驻藏系统官员贪腐无能，特别是英国第二次侵藏中驻藏大臣有泰的"颛预误国"，导致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与驻藏大臣关系恶化，进而对清政府强烈不满的严重后果。加之政教合一制使西藏地方政教上层对清朝在藏施政形成了越来越大的抗阻力。张荫棠结合清末新政时期的行政制度改革，逐步提出了西藏地方行政体制的改革方案。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裁撤驻藏大臣与驻藏帮办大臣，改设西藏行部大臣；行部大臣署内完全围绕经济改革对政府职能的需求新设了诸多职能部门，其他地方各级职能机构也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赋予了新的职能。行部大臣制度的相关新设职官向西藏地方政府的延伸，实际是对西藏地方政府的逐步改革，在当时中央在藏权威不足以直接改革西藏地方政府的情势下，不得不说这是改革的一种策略。然而，张荫棠的行政体制改革方案在实施上困难重重，随着他的离藏.其改革也不了了之。

——摘编自陈鹏辉《清末张荫棠藏事改革研究》

材料   太祖 （成吉思汗）近臣别迭进言:“汉人无补于国， 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耶律楚材认为蒙古征战，需要军需,故应均定中原地税，“岁 可得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帝然其言,设十路征收课税使。蒙古建国之初，军政合一。楚材建议窝阔台（太祖之子）在地方设置官吏，使军政互相遏制，被采纳，中央也设立中书省。当时蒙古只有适用于草原的习惯法“扎撒黑”，随着统治范围扩大到中原，楚材提出《便宜十八事》作为法律,严禁地方官滥杀百姓，打击地痞流氓杀人盗窃。蒙古军队攻克城池后，往往屠城。楚材说:得地无民，又有何用?曾使汴京147万生灵得以保全性命。耶律楚材曾陈时务十策，曰“信赏罚....考殿最,均科差，选工匠，务农桑....蒙古境内曾停止科举多年。终于在1238 年首次开科取士，选取儒士4030人，不少人后来成为元世祖忽必烈朝名臣。

——摘编自《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