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规定“奏销钱粮米石，物价工料，必须详查核实，开造清册具奏，毋得虚开浮估”。随后命亲信怡亲王、隆科多等四大臣主事，下辖左右两司，设满汉郎中各二员，员外郎各二员，主事各二员，笔帖式十员。“凡一切钱粮奏销事务，均由会考府审核”。会考府可批复审查新案件，也可对积年旧案，调取有关档案或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查核。会考府不隶属于任何部门，也非部院管辖，独自承担案件审查，即使如怡亲王允祥所辖户部、允禩所管工部，也会不时被会考府抽查。办案时直接受命于皇帝，亦可直接上呈奏本或请旨，在往来函件行文上均属平行文，其中不乏对所查部门的批评指责之词。雍正三年八月，皇帝上谕：“会考府本属有益，但恐设立日久，多一衙门即多一事端……着将会考府停止。”

——摘编自张建斌《雍正朝经济审查机构：会考府》

材料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时任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再三强调：“我们苏区，决不允许有一个贪官。”陕甘边根据地在军队内部建立了保证官兵廉洁的制度，颁布了《赤卫军暂行简明军律》，对没收豪绅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的财物而不报告者治罪。边区政府对贪腐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利用重典打去贪腐分子。我党还要求领导干部带头示范，严以律己，做清正廉洁的典范。边区政府工作人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度，所有物品均由财经委员会按每人的最低需要发给。苏维埃政府把加强干部教育，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为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我党还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苏维埃边区的廉政建设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摘编自陈红《陕甘边根据地的廉政建设》

材料1901年迄1905年，清廷最高统治者痛定思痛，决意变法。1901年7月，清政府宣布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新设商部、学部、巡警部和练兵处、财政处5个中央机构，撤除地方和中央的闲散衙门。1905年前后，立宪国日本战胜君主国俄国的消息传来，慈禧太后震惊之余，“如梦初觉，知二十世纪中，无复专制政体容足之余地”，退决心仿行宪政，并于1906年9月下谕宣示预备立宪要先行厘定官制。1908年11月，溥仪继位，由其父载沣担任摄政王，主持国政，积极筹备立宪。原有之内阁、军机处、会议政务处、宪政编查馆、吏部、中书科、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批本处等衙门一律裁撒。组建责任内阁，在13名阁员中，满、蒙贵族占9名，其中皇族5名。当时即有人预言：“窃恐内闾甫成立，而推翻之动机已伏矣。”果然，不到半年，武昌首义爆发。

——摘编自李志茗《论清末新政时期的行政改革》

材料   我国近代史上的文字改革运动，从晚清时期就开始了。从运动的整体情形看，它实际包含四项内容：施行汉语拼音、使用简化字、写白话文、推广普通话。四项中的每一项，又可以单独构成一场运动，四项内容在实际运动中往往结合在一起。运动大体以辛亥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文字改革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在文学革命的框架内，借着五四运动的强大气流，迅速升腾为席卷全社会的潮流。“五四”后的文字改革运动，不但得到了北洋及国民政府的认可，而且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与弘扬。整场文字改革运动，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上首次实现了“书同文、语同音”的目标。文字改革运动将汉字改造成为了一套科学符号，使其真正能够为广大民众所掌握，堪称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一大盛事。

——摘编自李洪岩《浅议近代的文字改革运动》

材料   西汉武帝时期改变崇文抑武的风气，大力推进军事改革，重振尚武之风，培养适应新战法的新兴武将阶层。通过设立“中朝”削弱丞相权力，将常设军职变成时设时罢的官职，加强皇帝对军队控制。将铸币权和盐铁经营权收归中央，扩充税收来源，支持军力扩张。在盐铁官营的基础上，武帝用铁制武器替代老旧的青铜兵器，大量建造战车和战船，将马匹收购价提高数倍，民间养马减免赋税，通过战争夺取战马。汉帝国骑兵军团中军马的总数超过匈奴。汉武帝扩大征兵范围，将大量囚犯刑徒编入军队；同时扩大了募兵制规模，募兵制的实行对后世的职业招募军队有重要影响。汉帝国的军事改革积蓄了反击匈奴的力量。在长达15年的战争中，汉军消灭匈奴20多万精壮人口，匈奴被迫离开水草丰美的河套地区和漠南草场，西汉在匈奴旧地置张掖、酒泉、武威、敦煌四郡，大兴屯田，这对这一地区的荒地开垦与农业开发有重要意义。汉帝国同时加强了对西域控制，丝绸之路的开辟和持续畅通，也是建立在汉帝国军事强大基础之上的。终汉一朝，始终没再出现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侵的情况。

——摘编自冯君实《汉魏之际的边地开发与管理》，原载《社会科学战线·辑刊》

材料   王韶（1030—1081年），北宋名将。宋神宗曾派王韶对西北地区进行治理。熙宁三年（1070），王韶向朝廷建议在秦州成纪至渭源的沿渭水一带地区招募弓箭手营田，用所收物产来辅佐军费，被朝廷采纳。到了熙宁五年初，营田已取得了开闲田百顷的初步成效。熙宁三年（，王韶建议在秦凤路边缘地区设置市易司，将蕃汉贸易的部分利益收归朝廷，“借官钱为本，稍笼商贾之利，即一岁之入亦不下一二十万贯”。这一提议在朝廷内外引起了争议，由于王安石的支持，宋神宗最终采纳了王韶的建议，在古渭寨设置了市易司。熙宁七年二月，王韶言：“通远军自置市易司以来，收本息钱五十七万余缗，乞下三司根磨，推奖官吏”。熙宁五年五月，王韶建议在通远军设置蕃学，以汉法教育蕃酋子弟；熙宁八年，“知河州鲜于师中乞置蕃学，教蕃酋子弟，购地十顷，岁给钱千缗，增解进士为五人额。从之”。王韶对西北地区的开拓经营，对北宋中后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民族关系等方面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对当今的边疆建设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摘编自王连旗《论王韶对西北地区的开拓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