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18年，中央观象台提出将全国划分为5个标准时区，即：中原时区（GMT＋8）、陇蜀时区（GMT＋7）、回藏时区（GMT＋6）、长白时区（GMT＋8.5）、昆仑时区（GMT＋6.5）。
随着外国资本的进入，官僚买办以及民族资本工业的出现，航运、铁路等公交企业和电信、邮政等公用事业的发展，客观上需要五时区特别是中原时区的应用。中原时区的标准时刻，由位于上海租界的徐家汇观象台提供，以电报形式将标准时刻传递到各地所属机构。短短几年，在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相继建立了广播电台，在车站、码头及繁华街道设置有大钟，为普通市民提供时间服务。南京、青岛等城市还每日定时为市民鸣放电笛报时，中原时区的标准时得到了有效实施。然而，中国内地大部分地区“未尽见实行”。
——摘编自孙毅霖《民国时期标准时制的发展》
材料二 从1937年7月起，日本强令伪满洲国使用东经135°标准时，以宣示伪满洲国“国家疆界”的存在及与日本本土在标准时间上的一致。广西本属陇蜀时区，应以东经105°（GMT＋6）为中央经线。但193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通令全省“一律严守本省采定东经110°为标准时刻”，造成陇蜀时快20分钟，比中原时慢40分钟的局面。1939年国府迁渝，为适应抗战军事部署的需要，国民政府再次重申五时区制并规定以陇蜀时区为标准时间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改用陇蜀时间。
新中国成立之初，并无以“北京时间”作为全国通行的标准时间的决议或法规。但伴随各地方政府的成立，尤其是伴随人民军队军事战略的迅速推进，将军队一直沿用的中原标准时区推向全国，各地电台在实际工作中也自觉以北京所在的中央经线的平太阳时为准，以显示与中央政府的一致，“北京时间”遂成为约定俗成的民用称呼。至此，近代以来未曾整齐划一的标准时间底定一统，自下而上地成为新中国的一项时间制度及与国际社会交往的标准时间。
——摘编自封磊《从海关时到北京时：近代中国的“时区政治”及其嬗替》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民国时期推行五时区制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概括“北京时间”被确立为标准时间的特点与意义。
材料 1855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败于英国，国内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借此对旧法律制度施加了巨大压力。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解放后的农奴出席法庭的次数大幅增加。1864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民事诉讼程序条例》等法案，谋求建立新的法律制度。改革以西欧国家的法律制度为蓝本，引入司法独立、陪审团审判等原则。由于是首次推行陪审团制度，因此相较于英国，俄国的陪审团只管辖相对重大的刑事案件，并且成员多数一致即可形成裁决，公诉人和被告在陪审团判决后可以提起上诉。陪审团制度使得农民能够和以前的主人一起坐在陪审席上，享有同等权利，拥有同等地位。改革后的俄国法院开始摆脱行政权对司法的干预，近代公民社会在俄罗斯逐渐形成。但沙皇却中止了改革进程，使得社会问题不断叠加和集聚，最终导致整个俄罗斯在内忧外患中崩溃。
——据杨莹《俄国亚历山大二世时期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亚历山大二世法制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亚历山大二世法制改革的特点，并简要评价。
材料一 道光初年，晋商改营票号业渐行高涨。以日升昌为代表的山西票号开创了人身顶股制，将总经理和部分职员的劳动力作为股份，一股以一分计，一分等于十厘，到合帐的时候按股份的多少参与分红。票号财东坚持疑人莫用，用人莫疑之道，经理一旦聘用则委以全权，财东日常不问号事，只有年终结算时经理才向财东汇报营业情况。票号一般录用本乡本土之人入号，外省之人，绝对拒用。晋商实行票号密押制度，山右巨商，所立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最著。
——摘自微博《明清晋商制》
材料二 甲午战争之后，列强在中国纷纷扩建或新设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清朝末年，政府设立户部银行，希望票号出钱出人。晋商害怕外省人借机插手票号，予以拒绝。个别晋商主张各大票号联合出资，成立近代银行，也遭否决。辛亥革命后，山西各票号放出之款无法收回，运往南省资金大多丧失，存款却纷纷来取，清廷提银刻不容缓，导致无法周转，蒙受严重损失，甚至被迫倒闭。
——景占魁、冯素梅《晋商衰落原因的历史反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山西票号的经营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山西票号走向衰败的原因。
材料一 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在关中地区的蓝田县，"蓝田四吕"制订和实施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乡约即《吕氏乡约》。乡约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德业相劝"，对"德"进行了解释性的列举，认为"德"有二十三种表现。将"业"分为两种，即"居家"表现和"在外"表现，并延伸至"读书治田"等其他领域。二是"过失相规"，规定"过失，谓犯义之过六，犯约之过四，不修之过五"。三是"礼俗相交"，规定"一曰尊幼辈行，二曰造请拜揖，三曰请召送迎，四曰庆吊赠遗"。四是"患难相恤"，规定"患难之事七"，列举了七种可以请求乡人帮扶的患难类型。
——摘编自何旺旺《乡规民约的历史嬗变及其在当代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
(1)根据材料一，归纳《吕氏乡约》的特点。
材料二 卢作孚认为，传统农民过着以家庭为核心的"两重集团生活"，其中家庭是第一集团，由家庭延伸出的家族、姻亲、邻里及村社等是第二集团。这两种集团生活使得农民知熟人不知国人、知家庭不知社会、知村社不知国家、知私不知公，阻碍社会进步。因此，卢作孚主张建设"现代集团生活"。所谓现代集团生活、就是学习西方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个人超越家庭和亲朋关系，转而以依赖社会、国家为核心。"目前我们要想中国有办法，我们一方面要打破原来集团生活的依赖关系（即个人对家庭的依赖关系），创造新集团生活的依赖关系（即个人对国家的依赖关系）;打破原来不合理的比赛标准，悬起新集团的比赛标准。这样就可以创造伟大的社会动力，以推动社会的发展。"
——摘编自王翠《卢作孚乡村建设实验的主要内容、总体评价与当代启示》
(2)根据材料二，指出卢作孚主张建设"现代集团生活"的背景和目的。
(3)根据上述两则材料并结合所学，谈谈你对乡村治理观念的认识。
材料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金融体制改革部分法规及其内容
| 《中央银行条例》等（1927年10月） | 明确规定“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资本总额为2000万元，由国库一次拨足；中央银行可招集商股但商股额不得超过49%：中央银行设在上海以30年为营业期限。 |
| 《中国银行条例》（1928年10月） | 规定中国银行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总资本为2500万元；其职能为代理政府发行海外公债，管理政府在海外存款、发展和扶持海外贸易等。 |
| 《交通银行条例》（1928年11月） | 规定交通银行为“特许为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总资本为1000万元，总部设在上海，其职能主要为“发行债标”，代理交通事业之业务，发展其他实业等。 |
| 《中央银行法》（19355月） | 保持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特权，针对各地政府对收入隐蔽不报或层层克扣的积弊，国民政府通年令各机关公款必须移存中行。 |
| 《中国农民银行条例》（1935年6月） | 规定中国农民银行为股份公司，资本额为1000万元，指定其业务为“供应农业资金，复兴农村经济”但其资金也用于军事。 |
——摘编自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
（1）根据材料，概括南京国民政府金融体制改革采取的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南京国民政府金融体制改革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