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七月，司马光知谏院“以言事为职”，开始了他为时五年的谏官生涯。改革科举考试是司马光进谏的重要方面，是其吏治思想的具体体现。宋承唐制，先考辞赋，后考其他。司马光在《论举选状》中明确提出，科举选人应“以德行为先”，其次是经术，再次是政事（政治见解），最后才是艺能（辞赋）。“明经”一科向来考五经、九经的背诵能力，所以一些擅长背书的人往往高中，有治国安邦实际工作能力的人反而会落选。司马光主张多出一些分析性的考题，把“明经”一科从死记硬背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当时的考官出题不求实际、只求奇巧，“或离合句读，故相迷误；或取卷末经注字数，以为问目”，使得百分之八九十的应试举人交白卷，偏离了科举取士的本意，而起了埋没人才、摧残人才的反作用。司马光对这一现象给予了抨击，明确提出应重选命题官，用“通经术、晓大义”的人来命题。

——摘编自宋衍申《司马光知谏院》

材料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对全国教育进行过一些改革，主要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代替清朝封建主义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他提出停止祀孔，废除读经，把清学部规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封建主义的教育宗旨，改为资本主义的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他解释说：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所谓富国强兵之主义也”；公民道德，“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博爱”；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墨守孔学的旧习”；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学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用这种资产阶级教育宗旨为指导，他主持了学制改革，课程修订，推行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并实行小学男女同校等，一定程度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反封建的要求。

——摘编自李新《中华民国人物传》

材料南中地区是众蛮夷聚居之地，地势险远。诸葛亮耐心地对南中大姓和各族首领展开攻心战术，使南中夷汉各族做出不再反叛的承诺。平定南中后，蜀汉统治者将益州郡改为建宁郡，又将建宁郡、永昌郡部分地区增设为云南郡。统治阶层将当地的豪右大帅移徙至成都，让其到中央任职。同时，在南中大兴屯田，鼓励垦荒种地，将各族人民编为齐民，传播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至此，南中地区“纲纪粗定，夷粗安”。蜀汉政权也获得了一个较为安定的大后方，为其在三国鼎立中得到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李伟山《三国民族政策及其特点略论》

材料   安史之乱持续8年，中原地区和北方在大乱中血流成河，江山鱼烂，经济彻底摧毁。大乱之后的广德二年，通货膨胀率远远超过5000%。政府税收一落千丈，仓库空空如洗，根本拿不出东西增加供给平抑物价，当时物资已经紧张到连皇宫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程度。唐朝将恢复经济的命运寄托在漕运上。刘晏授命危难，在宰相元载全力支持下，他充分表现了统筹全局的能力、周密精细的头脑和改革创新的才智。他组织大量民工和兵丁疏浚河道，运河得以顺利全线通航。为解决运输问题，他改全程运输为分段运输，运粮船负责运到本段水路边界，将粮食交给地区粮仓，再安排新的船只起运，并首次把散装大米改为袋装。刘晏派官吏和军队沿途押运。在运输工具方面，他拨付大批资金在扬子开设10个船厂，建造两千艘急需的大型运输船，以当时最低造价的两倍的价格，支付造价，保证了造船质量。为保障顺利通过水流湍急的三门峡，他参与设计了一种超大型的“上门填缺船”，改进了船纤所用的材料，制成坚韧的纤绳。为保障人力的使用，他废除无偿徭役，改为工资雇佣制。漕工采用特殊军事化方式组织起来，纪律严明，责任到位。由此，江淮的粮食、物资顺利运到京城，代宗大喜过望，说道：“我们父子有饭吃了！”

——摘编自马立诚：《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材料一   唐朝前期，对盐业推行了允许公私兼营的宽松政策。安史之乱后，盐铁转运使第五琦认为“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强弱在赋”，乃奏请肃宗，禁止政府允许以外的其他盐业生产，对盐业采取了亭户制盐官府统购官运官销的政策。760年，唐肃宗任命刘宴担任盐铁转运使。刘宴在坚持第五琦的官营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盐政，实行亭户制盐官府统购商运商销，精简盐政机构；同时在产盐区较远的地区，设置“常平盐”，如盐商不至，则官府把盐减价卖给百姓。至大历末年，盐利收入达到六百万缗，“宫闹服御、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

——摘编自刘玉峰《唐代盐业政策新论》

材料二   明初盐法甚严，严禁一切私自贩卖行为。这种“一刀切”式的禁盐导致了近场（靠近盐场的地区）贫难军民生路尽绝，不得不铤而走险贩卖私盐。一些盐政官员认为以生存为目的的近场私盐事关民生，应当驰禁。在他们的推动下，明政府颁布了弛禁近场私盐条例，“凡贫难军民，将私盐有肩挑背负，易米度日，不必禁捕”。但近场私盐弛禁的相关规定粗疏简陋，各方利益群体都以此投机卑利，造成私盐泛滥、管理混乱等众多负面影响。

——摘编自吕小琴《明清近场私盐治理的改革困境及制度移变》

材料   贞观初，“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故御史复为雄要”，“御史为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台院侍御史以弹奏为基本职责，重点在纠弹职位较高的官员。察院监察御史在御史台中品秩虽低，但职务繁杂，百司畏惧，其“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此外还掌祭祀、监南选、监司射、监决狱、分察尚书省六部等。贞观年间，全国被划为十道监察区，由监察御史十人分巡州县，监察御史以六条巡按州县，分巡时威仪显赫，“州县祗请相望，道路牧宰祗候，僮仆不若”。《贞观政要》中记载：“（太宗）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同时，唐太宗也对清廉官员和清正之举大加褒奖弘扬。

——摘编自吴毅《唐朝贞观年间防治贪腐的政策举措释析》

材料1959年3月，国家对西藏的民主改革拉开帷幕。此前的西藏地方政权，由少数僧侣和贵族掌握政治权力，广大农奴缺乏基本的人身自由。从1959年3月到1961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陆续制定一系列文件，废除原各级政权、寺庙、贵族的一切封建特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逐步建立县、区、乡农民协会.由农民协会领导民主改革，逐步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废除农奴主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爱国守法的寺庙和宗教界人士⋯⋯通过改革，西藏完成了从农奴制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历史跨越，西藏人民享受到了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政治、经济、文化权利，改革为1965年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奠定了基础。有学者称：西藏民主改革是“1949年前后席卷中国大陆的人民民主革命在西藏的继续”，也是一场不亚于美国林肯废奴的重要宪法性事件。

——摘编自常安《西藏民主改革的历史意义与价值》

材料   齐桓公即位，齐国国势衰微，经济困难；而桓公欲图霸业，想有一些作为，拜管仲为相，实行改革。行政方面：划分和整顿行政区划和机构，把国都划分为六个工商乡和十五个士乡，共二十一个乡。十五个士乡是齐国的主要兵源。……把国政分为三个部门，制定三官制度。……郊外设邑、卒、乡、县、属等机构。……于是全国形成统一的整体。

经济方面：实行“相地而衰征”的土地税收政策……以农为本，大力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在以农为本的基础上，本末并举。

军事方面：管仲强调寓兵于农……这样把保甲制和军队组织紧密结合在一起，每年春秋以狩猎来训练军队，于是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同时又规定全国百姓不准随意迁徙……为了解决军队的武器，规定犯罪可以用盔甲和武器来赎罪。

——摘编自中华文本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