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隋唐五代时期的平民妇女是社会中妇女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创造物质财富的重要力量。从事农业生产与家务劳动是历代农家妇女的共同特征。如杜甫的《兵车行》“纵有健妇把犁锄，禾生陇亩无东西”；王梵志《贫穷田舍汉》诗中“妇则客春捣，夫则客扶犁”。唐朝天宝年间，朝廷一年征收的纺织品绢达740万匹，丝185万吨，麻布1605万端，各地进贡的名贵纺织品有几十种名色之多。这些数量巨大的纺织品，主要是出自劳动妇女之手。唐代各阶层的妇女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到饮食原料市场和饮食成品市场，主要经营餐饮、娱乐、家内服务、小商贩等，她们有的沿街或上门贩卖各种货物，尤其是闺阁女子日常所用之物，跨地区长途贩运及经商的经济活动较少。
——摘编自李连秀《隋唐五代时期下层妇女的社会生活研究》
材料二 五四运动之后，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了职业岗位，一些新的职业领域开始出现，如铁路、银行、海关、电信局、邮电局等，除银行、商店外，照相馆、电话局也陆续招收女职员，甚至大学教授、政府官吏等，也有以女子充任的职位。1913到1919年间，一系列涉及女子职业教育的法律规章制度相继出台。1917年第三次全国教育联合会议通过了《推广女子教育案》，分培养师资与增设女子中小学两项。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首开“女禁”，公布了《公务员任用条例》，正式取消国家文官考试中的性别限制。胡适认为女子问题的先决，便是要先有经济权力与经济能力；王端麟也指出女子必须能独立生活，方可提高自己的人格。同时，许多妇女逐渐认识到“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之权”，他们向往西方国家的妇女在教育、法律、工作、婚姻，甚至参政等方面的权利。在1931年的一项小范围调查中，关于已婚妇女从事家外之业务者，男子赞成的达81.82%，女子赞成的达84.44%。上海21个工厂工人之生活程度的调查显示：妇女和女童共补助家庭总工资的53.3%，男子对家庭的工资补助占46.7%。
——摘编自仪亚敏《民国时期女子就业观与就业实践（1912～1936）》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平民妇女经济活动的特点及其形成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影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女子就业实践获得新发展的主要因素，并说明其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中国古代和近代女性就业实践对当代女性职业观的启示。
材料一 中国“自古有海防而无海战”“晚清统治者特别是洋务人士看到了发展海军对于民族生存和维系统治的重要作用“主张购船买舰”发展海防，他们认为“只要‘修我陆战之备’‘不必争利海中’”“若与敌争逐于海洋之中”没有胜利的把握，因此“对外敌的海上入侵‘不必与敌战于海’”，海军作战方针应是“不争大洋冲突‘只专海口严防’”“无事扬威海上”，有警时收进海口“以守为战”，洋务人士强调海疆防务，宣称“战不如守”“而守即为战”“普遍缺乏运用海军去保卫中国领海”争取制海权的观念，“防口守岸”的消极防御思想一直是占支配地位的海军作战指导思想。
——摘编自《李文忠公全书》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海军防御范围逐渐从近岸领域转移到利益攸关的近海领域，新时期我国统一“近海”概念为“我国的黄海、东海、南海、南沙群岛及台湾、冲绳岛链内外海域”以及太平洋北部的海域，随着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越来越重“海上航运对中国经济有着非同以往的战略意义”赴远海为中国商船护航的能力以及在大洋上保护国家利益的能力成为我国海军发展的迫切需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强军伟业加速推进，短短10年间”人民海军主战舰艇数量“从十位数向百位数递增”我国海军多次执行亚丁湾护航、赴远海编队训练、对外友好访问等任务。人民海军已从“黄水”走向“蓝水”，从“浅蓝”走向“深蓝”，2022年6月17日，我国第三艘航母福建舰下水命名，“这是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母”，采用平直通长飞行甲板，“配置电磁弹射和阻拦装置”满载排水量8万余吨。
——摘编自周于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海军战略转型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海军战略的特点及其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海军发展不同于晚清之处。
材料一 宗族内部自治以宗族习惯法为基本依据，这种习惯法以族规的形式得到表现。有关族产管理和宗族内部亲属、继承、土地、借贷等多方面的民事关系，构成习惯法的重要内容。宗族在族长的领导下，按照族规规定的方式运作，而当内部发生纠纷时，族人会依族规调解，调解不成时，由族长召集全族或族内头面人物听取双方意见，然后进行劝告，最后公断是非。对于违反族规的行为，宗族可以依族规进行处罚，其处罚方式有：训斥、罚站、罚跪、罚款、扣发“分赡”、责打、削族、鸣官，甚至处死。但是族规对于族人的约束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族人对宗族的认同感上，宗族作为一个对族人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具有归属感的群体，其对族人行为的道德评价具有巨大的约束力量。
——摘编自李力《清代法律制度中的民事习惯法》
材料二 调研结果显示，“运用民俗习惯解决纠纷，当事人的接受程度高达98%。”调研还显示，习惯法在解决传统民间民事纠纷如彩礼返还纠纷、财产继承纠纷、宅基地纠纷、相邻权纠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71%的受访法官认为，民俗习惯在某些情况下比成文法更能有效地解决纠纷。”此外，各地法院也积极探索习惯法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结合本地实际，发现和挖掘本地的习惯法价值。如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杨寨法庭努力创造调解环境，尽可能多用道德、习俗和舆论等老百姓乐于接受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法院运用善良风俗调解解决的纠纷有2100起，占审结案件总数的28%。案件涉及返还彩礼、赡养、精神损害赔偿、分割家庭共有财产等方面。
——摘编自钟春《现状与未来：我国习惯法的司法适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代民事习惯法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与清代民事习惯法相比，当代习惯法应用的不同之处，并简析其作用。
材料一
材料二 《汉语大字典》中认为“学”的构意有两种：“古文字或从臼持爻以教膝下之子，或从子学爻于大人膝前。”“爻”可以理解为与“数”有关的算筹。“冖”是房屋的样子；“臼”是在“爻”的两边，是人两只手的样子；“攵”是人手持鞭子的象形，理解为击打、敲击；“子”是幼儿的象形。“教”字的形由三部分构成：子、攵和爻，上面已经解释了这三个部件的含义：“教”在《说丈解字·教部》解释为“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支从孝。凡教之属皆从教。”
——庄轩《浅谈从汉字看中国古代教育特点》
材料三 希腊人有两个词表示教育，一是Agoge，一是Paideia。Agoge意为指引、约束、管教。Paidia意为儿童运动或游戏。Paideia并不包括强迫儿童做些什么，而更多的是指导儿童的自发活动，其中既包括教师有计划、有目的的指导和培养，又包括儿童在活动中、在受教育中，身心得到自然而和谐的发展，雅典人所理解的教育就是这样。
——李立国《古代希腊教育》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学”、“教"两字体现出的中国古代教育特点并结合所学分析其意义。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西方古代教育的差异。
材料一 近代早期的英国政府面对成在肆虐的鼠疫，并没有完全惊慌失措，而是依靠严密、完善的措施和体制优势，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的大规模蔓延。在这场涉及到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战争”中，英国政府机构、官员与民众都表现出上下一心、通力合作、空前团结的动人精神画面，推动了防疫斗争的有序进行。该时期的英国之所以敢于正视防疫问题，不惜花费大量人、财，物与疫病进行积极抗争，也与社会理性、良好的思想氛围有很大关系。此时，瘟疫已不再被社会承认为“天谴”的产物，政府也不再是某个家族的私有产物。这种理性观念有利于树立与疫病抗争的决心和信心，从而保证集体防疫运动的持久进行。
——摘编自陈凯鹏《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
材料二 1838年，伦敦瘟疫猖獗，英国政府专门组建大城镇和人口稠密地区卫生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作了大量调查，并起草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于1844年公布，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惊醒了有头脑的人们，并且对卫生问题作了系统的研究，导致了1848年第一个公共卫生条例诞生和第一个中央卫生委员会的建立，从此，“国家就以一套杂乱无章的条例对疾病展开了毫无组织的战争”，例如，19世纪60年代的卫生法散见于地方条例、工厂条例、埋葬条例以及种痘、煤烟、食品掺假等条例之中。
——摘编自高德步（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病”及其初步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逐渐消退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英国在防疫措施上的特点。
材料一 1899年，赢得日俄战争胜利的日本人为了巩固其在“南满”的统治，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实施了城市“电气铁道"筹建计划，早期有轨电车有1921年生产的带空气制动器的“41型"，有1925年5月生产的带转向架的“301型”，还有1928年6月生产的“满铁”。白色电车专供外国人乘坐，中国人只能乘坐红色低级“劳工车”——侵略者将现代交通的文明成果带到这座城市的同时，也将殖民地的耻导深深地烙在大连人民的心里。
——摘编自老海《大连百年有轨电车》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大连市交通公司的带领下，大连有轨电车得到了大规模修复和发展。20世纪50一60年代是大连有轨电车发展的巅峰时期，总长48.9千米，车辆144台，职工5000余人，日均客运量45.33万人次。所有市民均可乘坐，为人津津乐道。大连有轨电车成为当时市民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据《大连公交110周年》等
(1)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概括早期大连电车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后大连电车服务恢复与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历朝历代都采取政策增加人口。《周礼》记载：“媒氏掌万民之判…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春秋时期，越国规定女子十七之前须出嫁，男子二十之前须娶妻，同时对生育的家庭给予奖励。战国时期，国家会派出医生照顾临产妇女，还为多胞胎户提供帮助。宋代政府下令“乡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贫乏之家、生男女不能养赡者，每人支免役宽剩钱四千”。宋代立养子法，准许无后嗣的民户领养孤儿，在各地创设专门收养弃婴的慈幼局或婴儿局，并设立举子仓资助贫困之家养子。宋初规定“县吏能招增户口者，县即升等，乃加其奉”“县令考课以户口增减为黜陟”，明清时期延续了这一规定。
——摘编自倪玉平《中国古代的人口增加政策》
材料二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明确的人口政策。1941年，国民政府社会部邀请国内专家学者成立“人口政策研究委员会”从事人口政策纲领之研究。1945年5月，人口政策研究委员会经过近四年艰苦努力起草的《人口政策纲领草案》以《民族保育政策纲领案》之名终获通过。“保育有两种意义：一求生育率的提高，二求死亡率的减少。”保育之更重大的任务，不但是要求民族体质健全，并且要求心智理性发展，以期中华民族，千年万世，续存于世界。该纲领提出奖助稠密区域之人口移植稀疏或边远地区，并且通过边区开发促进边民之繁殖。纲领还规定“鼓励健全夫妻之生育，指导适当的节孕，维护孕妇产妇之安全，以期优良子女之增加”。
——摘编自俞莲实《民国时期城市生育节制运动的研究一：北京、上海、南京为重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增加人口的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确立人口政策的原因，并指出国民政府人口政策的特点。
材料 秦代县级的财务监督有较为完备的运行机制,财务监督的法律依据既有国家颁布的《金布律》《关市律》等法规规则,又有郡县颁布的地方性法规,相互配合,奠定了秦代县级财务运行的法律保障。秦代县级财务监督由县丞派遣令史、令佐等通过监督财务收支运营、核验新旧交接财务、考校财务记账等方式履行财务监督职能,其监督袁括日常财政运营的各个环节,强化了对县级财务的管控力度。秦代中央还对包括县级在内的财务违法行为和处罚方式做了明确规定,根据违法行为和情节的不同分别量刑,《法律问答》就规定在清理空仓时若发现私藏粮食,监督仓出粮的令史便要被罚赀一盾。秦代较为完备的县级财务监督机制在秦强化中央集权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摘编自吴方基《秦代县级财务监督机制与日常运作》
（1）根据材料,概括秦代县级财务监督运行机制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秦代县级财务监督运行机制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