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袁政府接受“二十一条”被国人视为奇耻大辱。(1915年)5月9日,北京总商会通电全国各省商会,痛陈“我国民苟欲自列于人类,五月七日之耻,此生此世、我子我孙,誓不一刻相忘!今请自本年五月七日始,我四万万人立此大誓:共奋全力,以助国家。”数日之间,北京总商会的通电在全国各地散发,各主要报章无不一再疾呼“勿忘国耻”!不仅报纸、墙上、商标上、信笺上到处可见“勿忘国耻”四字。一时间,国耻茶壶、国耻花瓶、国耻扇、国耻摄影等,无所不有。另一方面,在此全国群情激愤之时,纪念国耻的活动有时也流于形式:杯箸上刻国耻纪念而花酒照样吃;舞台广告皆书国耻字样而戏照样看;特别是麻将牌刻上国耻纪念后照样打。无怪乎有人叹息道:如此乐不可支,则对国耻其实又“愤于何有”。
——摘编自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
材料二 表2 国民政府国耻纪念大事表
时间 | 活动 |
1928 | 公布《五九国耻纪念宣传大纲》: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扑灭中国共产党,完成北伐统一中国等口号 |
1929 | 公布《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将五九、济南、五卅、沙基惨案发生日列入国耻纪念日,规定全国下半旗致哀 |
1930 | 修正《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将四个国耻纪念日合并,特意将五九定为“国定纪念日”,规定停止娱乐宴会,号召各界一齐纪念 |
1935 | 公布《修正革命纪念日简明表》:明确了五九纪念日“全国一律下半旗,停止娱乐宴会致哀“等规定 |
1938 | 颁布渝字三五四号令:规定7月7日为抗战建国纪念日,并列入历书纪念 |
1940 | 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决议:将五九纪念并入7月7日抗战建国纪念日 |
对比材料二与材料一,概括指出民国时期国耻纪念的特点,并对国民政府时期国耻纪念活动的变化予以评析。
材料一 南北方人才比重示意图
宋代人才部分地区分布变化简表
关中区 | (二路) | 江北区 | (十路) | 四川区 | (四路) | 江南区 | (八路) | |
人数 | 百分比 | 人数 | 百分比 | 人数 | 百分比 | 人数 | 百分比 | |
宋初至澶谰之盟 (公元960—1004) | 37 | 35.24 | 330 | 38.9 | 36 | 17.3 | 140 | 6.28 |
澧渊之盟至绍兴和议 (公元1004—1140 | 41 | 39.05 | 390 | 46.04 | 81 | 39.13 | 923 | 41.39 |
绍兴和议至宋末 (公元1140—1279) | 27 | 25.71 | 127 | 15 | 90 | 43.48 | 1167 | 52.33 |
总计 | 105 | 100 | 847 | 100 | 207 | 100 | 2230 | 100 |
——肖化忠《宋代人才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
材料二 以宋仁宗一朝为例,出类拔萃、彪炳史册的人不下数十人,为历朝历代所罕见。其中,最著名的有晏殊、范仲淹、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包拯、张方平、司马光、王安石、曾巩、刘攽、刘恕、蔡襄、苏轼、苏辙、苏颂、沈括等。他们当中既有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也有才能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和犯颜直谏、风节凛然的谏臣。
——何忠礼《科举改革与宋代人才的辈出》
材料三 人才问题历来为政治家和思想家所重视,但衡量人才的标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在中国古代出现了“论德而定次,是能而授官”“学行兼优”“治天下以人才为本,求材以教导为先导”“欲木之常茂者,必培其根”“半部论语治天下”等观念,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黄启昌《中国古代人才统计中的价值取向》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说明宋代人才发展的特点及原因。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中国古代人才的价值取向。
材料一 那被镶嵌于16世纪和18世纪之间的17世纪,有时看起来像是没有独具一格的特点。一方面由于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另一方面由于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我们所得到的关于这个位于二者之间的世纪的情况仅仅是一些诸如“过渡”和“变迁”之类的模糊不清的术语。
——荷兰历史学家伊沃·舍弗尔(1966年)
材料二 按照苏联历史科学界的观点,中世纪一般的和终结的界限是17世纪中叶。这是因为封建制度那时在经济上已进入垂暮之年,并且已经成为一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了。
——苏联历史学家E.M.茹科夫(1960年)
(1)材料一、材料二呈现了关于17世纪欧洲历史的两种不同观点,概括指出两者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导致这种不同认识的原因。
(2)苏联历史科学界以17世纪中叶作为欧洲中世纪终结的界限,请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依据。请尝试提出不同的观点并予以说明。
材料一 自行车又称脚踏车、自由车,1790年由法国人发明。1839年和1853年,英国人和德国人分别发明了自行车踏板,后来又有了一些发明,至1889年,苏格兰人发明了充气空心轮胎,形成了当今自行车的样式。鸦片战争后,自行车传入中国。据1868年11月17日《上海新报》报道,当时上海街头已出现了自行车,不过仅有几辆,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人坐车上,用两脚点地而行;另一种靠蹬踏而行,“转动如飞”。随着自行车的流行,19世纪末,自行车修理业务已经发展为一种专门的行当,销售自行车已成为一些外国洋行和中国商店的重要业务。20世纪初,自行车专卖店在许多大城市出现,自行车已经成了人们熟知的交通工具,但价格一直居高不下。20世纪20年代以后,自行车业发展迅速。1928年,南京市有自行车590辆,1936年增至8944辆。1948年,上海市有自行车23万辆。
——摘编自闵杰《中国自行车的早期历史》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1949年,中国自行车年产量只有1.5万辆左右,1956年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仅拥有6.7辆自行车。20世纪80年代,自行车行业以凤凰、永久、飞鸽、红旗、五羊等品牌企业为代表,形成了整车和零部件齐备、配套完整的生产体系,中国一跃成为全世界自行车产销第一大国;1998年,中国自行车出口1761万辆,首超过内销量;据中国自行车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的自行车保有量已达到4亿辆,高居全球榜首。与此同时,中国的自行车产量、消费量、出口量已经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自行车的年产量占到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已累计出口超过10亿辆,进入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当地人们便捷出行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进入21世纪,自行车行业已逐渐步入成熟期,用户增长速度逐渐变缓,行业格局趋向稳定。
——摘编自钟雁明《中国自行车如何“富起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自行车业的特点,并指出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自行车业在现代中国的发展,并归纳其发展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1951—1957年新中国参加国际展览活动概况
时间 | 主办国 | 博览会名称 |
1951年3月 | 德国 | 莱比锡春季国际博览会 |
1951年5月 | 捷克斯洛伐克 | 布拉格国际博览会 |
1952年1月 | 印度 | 孟买国际工业展览会 |
1952年1月 | 印度 | 国际电影展览会 |
1953年8月 | 印度尼西亚 | 印度尼西亚国际博览会 |
1955年4月 | 法国 | 里昂国际博览会 |
1955年7月 | 波兰 | 波兹南国际博览会 |
1955年9月 | 巴基斯坦 | 巴基斯坦(卡拉奇)国际工业博览会 |
1955年9月 | 叙利亚 | 大马士革国际博览会 |
1956年5月 | 法国 | 巴黎国际博览会 |
1956年8月 | 意大利 | 第八届国际儿童电影(威尼斯)展览会 |
1956年9月 | 保加利亚 | 普罗夫迪夫国际博览会 |
1957年5月 | 摩洛哥 | 卡萨布兰卡国际博览会 |
材料二 天安门,毛泽东画像和国旗等具有鲜明特征的国家印记开始出现在国际展览活动中。例如轰动整个捷克的中国馆,设在布拉格博览会的老会场里。容纳各国展览品的老会场俨如一个大花园,在会场大门外和草坪上,可以见到五星红旗和毛主席的巨像。相对于旧中国的贫困落后,新中国在国际展览活动中展示了大量重工业,轻工业,农业水利等展品,且在展览设计上将重工业展品放在突出的位置。如在1956年普罗夫迪夫国际博览会上,中国参展品的比重是:重工业品为40%,轻工纺织、手工艺品为35%,农产品为15%,其他为10%。中国制造的钢铁切片、钢管、量具、刀具、风动工具等均摆放在显著位置。在1954年大马士革国际博览会上,陈列在大厅正中8个玻璃橱里的象牙雕刻、玉器、雕漆、福建漆器与景泰蓝等特种手工艺品,成了吸引观众的中心。在国际展览活动中,新中国还放映了多部精彩的电影,促进外国民众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吸引外国民众观看中国馆的展览。放映较多的电影有(白毛女%光芒万丈《中华儿女》《新中国的诞生》《百万雄师下江南》《中国民族大团结》《钢铁战士》《光辉的五周年》和《平原游击队》等,虽然语言文字不通,但观众的情绪仍随着剧情而变化,时而欢呼,时而流泪。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展上还获得了大奖。
——摘编自夏松涛《1951—1957年新中国参加国际展览活动的形象探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1951-1957年新中国参加国际展览活动的特点。
(2)根据以上材料,对这一时期新中国在国际展览活动中展现的国家形象加以阐释
材料 秦代县级的财务监督有较为完备的运行机制,财务监督的法律依据既有国家颁布的《金布律》《关市律》等法规规则,又有郡县颁布的地方性法规,相互配合,奠定了秦代县级财务运行的法律保障。秦代县级财务监督由县丞派遣令史、令佐等通过监督财务收支运营、核验新旧交接财务、考校财务记账等方式履行财务监督职能,其监督袁括日常财政运营的各个环节,强化了对县级财务的管控力度。秦代中央还对包括县级在内的财务违法行为和处罚方式做了明确规定,根据违法行为和情节的不同分别量刑,《法律问答》就规定在清理空仓时若发现私藏粮食,监督仓出粮的令史便要被罚赀一盾。秦代较为完备的县级财务监督机制在秦强化中央集权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摘编自吴方基《秦代县级财务监督机制与日常运作》
(1)根据材料,概括秦代县级财务监督运行机制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秦代县级财务监督运行机制的影响。
材料一 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行,革命根据地先后出版了《红孩儿读本《共产儿童读本》《少队游戏》《少队体操》《先苦后甜三字经》等系列充满了革命气息的教科书。1937年8月毛泽东在《为动员一切カ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中指出,“实行以抗日教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抗日根据地教科书的编写呈现繁荣局面。如,太岳文化出版社出版了《新民主主义政治课本》、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战时读本》等,这些教材讲到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讲到了怎样争取战争的胜利以及世界的和平,甚至专门有一课叙述如何建立新的中国。
——摘编自李彦群《抗日战争时期的教科书出版与历史使命》
材料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贯彻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方针,国家相关机构着手审读、修改、新编统一的教科书,在思想、内容、编写体例、课程策略、学科性质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构建了一种全新的工作模式:课本之外编写辅助教学用书、各方人士参与其中、变个人著述为集体编纂、全国统一定价等。当时的这些做法对新时代统编教材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摘编自张金桐、李云龙《除旧与开新:新中国成立初期统编教科书编纂特色刍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编写教材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后着手新教材编写的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教科书编写的认识。
材料一 唐前期在户籍管理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已明确了城邑与乡村的分野。《通典》记载了大唐令:“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每里置正一人,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掌坊门管,督察奸非,并免其课役。……为防止人口的无序流动,唐玄宗时委派宇文融进行括户,并给予安抚政策使其复业,唯如此才能掌握民数,获得赋税。
材料二 宋代在户籍制度上分别设立坊郭户户籍和乡村户户籍,在户籍实行城乡分别治理的基础上,宋代又将户口划分为主户与客户:有常产的称为主户,没有常产的民户称为客户,分别列入户籍。坊郭户与乡村户都划分为主户与客户,坊郭客户为城镇贫民,多为小商贩,商业手工业的雇工和帮工及富户的佣工;乡村客户则主要是佃户主户的雇工和佣工,另外宋代还将城市主户划分为十等,乡村的主户划分为五等,作为征发赋役的依据,除了主户与客户之外,还有一种官户,即品官之家,他们属于特权阶层,享有免除大部分差役和科配的权利。
——上述材料皆摘编自金裕凤《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及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唐朝户籍制度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唐朝相比宋代户籍制度出现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唐代是我国留学生教育的一个鼎盛时期,《唐会要》记载:“贞观五年以后,太宗数幸国学太学。已而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于是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日本学者木宫秦彦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中曾列表考证出可知姓名的日本遣唐学生、学问僧共计149人。根据严耕望先生的考证,“自太宗贞观十四年新罗始遣派留学生起至五代中叶,三百年间,新罗所派遣之留唐学生,最保守之估计当有两千人。”大部分留学生都会进入国子监学习。据《唐六典》等记载,开设有《周礼》《礼记》《国语》《说文》等课程。通过这些学习,留学生们领悟到了中华礼仪之精要,了解并吸收了中原王朝以儒家为主导的各方面的先进文化,增加了对唐文化的认同感,奠定了儒家文化对周边各国文化强势输出的基础。
——摘编自赵蓉《唐代留学生教育的特点及原因》
材料二 清末民初,留日学生人数之多前所未有。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试图从日本寻求救国救民的“秘方”,将日本作为学习西方文化的中转站。周作人说:“我们往日本去留学,便因为它维新成功,速成学会了西方文明的缘故。”正是出于这种动机,留日学生在日本创办了近百种刊物,如《民报》等,并大量翻译西书,极力推动西方先进文化向祖国的传播,以促进“中国之醒悟”。因此,强烈的忧患意识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先是参加了辛亥革命,后又发起并领导了新文化运动,如陈独秀等。
——摘编自刘洪英《略论清末民初的留学生特点》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清末民初与唐朝时期留学教育的不同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末民初留学教育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