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张璨（1686一？），字閽公，清绥德州（今薛家峁乡元条村）人。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进士，先后授翰林院庶吉士、检讨，任《大清一统志》纂修官。
雍正二年（1724年）改任《政治典训》纂修官。
雍正三年（1725年）六月，授河南道监察御史。时值都城附近受灾，雍正诏令借工代赈，修葺城垣13处，张璨负责修葺保定府所属高阳（今河北高阳）县城，因计划周详，深得雍正旨意。
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又修筑沧州至青县（今河北沧州至青县间）的一段运河水利工程，受到雍正帝诏见，朱批：“人着实正气，上中，可大用者。
雍正五年（1727年）二月，任两淮盐运使，任上剔除弊端，多方发展盐产，为盐区士绅崇敬。
雍正六年（1728年）任直隶按察使，次年调任湖南按察使。当时，湖南境内有1000多名江西人因“聚谋不轨”，尽行拘捕。张璨到任，周密调查，得知大规模聚集“实系众商分建会馆，约请乡党同来庆贺，并无作反之意，遂尽释放”，他还削黜错办者职务，各级官员深服其胆略。
雍正九年（1731年），升任湖南布政使，历时10余年。
乾隆九年（1744年），监察御史谢济世被诬劾革职，张璨受牵连，同遭革职，罚修京北顺义县城垣。工程结束，归家闲居。及谢案平反，张璨已故。
——改编自中共绥德县委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绥德县志》（2003年）
(1)若以康雍乾时期的时代特征为研究对象，指出材料的史料类型，并对其史料价值的大小作出合理的评判（只作判断，不谈理由不给分）；(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围绕康雍乾时期的任一时代特征，自拟论题并加以阐述。（要求：论题体现时代特征，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一 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随着二战的爆发，世界经济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偏低，社会危机与社会矛盾尖锐。为尽快走出二战阴影，缓和社会矛盾，复苏经济，社会福利制度开始在一些国家建立。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在福利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各国的阶级矛盾得到缓和，经济逐渐复苏，社会走向稳定。以瑞典、丹麦、挪威、芬兰等国家为代表，建立起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福利国家迅速发展。
——摘编自王晓洁《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演变与启示》
材料二 关于西方福利国家的影响，以下两种观点颇具代表性。
观点一 福利国家关于分配的行政管理手段和官僚主义的方法与市场方法相比是较为低劣的；福利国家的干预行为在道德上是令人厌恶的；福利国家否定消费者对福利服务的任何实际选择；尽管把大量的资源用于福利，但是它难以消除贫困，或难以根除不平等的机会。
观点二 证明了资本主义具有改革的能力；使社会没有日益两极分化，实际上是难以置信的多样化的增长；改善了工人阶级的地位；对促进社会进步是相当有效的。
——摘编自杨寄荣、杨王生《西方福利国家理论与实践评析——作为经济运行机制的福利国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
(2)以材料二为例，谈谈评价历史现象的史学原则。
材料一 19世纪中期，英国政府中长期负责济贫事务的埃德温·查德威克依托医生群体，通过调研究分了解到英国民众正置身于极为恶劣的公共卫生环境下，他以个人名义起草了一份议案，想要建立从中央到地方都能通用的卫生管理标准规章，这项议案于1848年8月通过议会辩论，成为全国性通用法律，还创设了非临时性的中央卫生管理主导机构-卫生总署。卫生总署对各地的公共卫生问题提出管理意见：第一，当有超过十分之一的纳税人申请在该地区实施公共卫生法案时，卫生总署有权命令一个调查员进行细致调查，根据调查报告确定法案是否实施。第二，卫生总署可任命若干调查员监督地方卫生管理工作并参与法案实施监管，还可通过地方调查员的实际调查情况来决定是否应针对妨碍地方卫生管理的行为进行上诉……第五，地方卫生机构如想要贷款，必须首先获得卫生总署的批准。从实践来看，卫生总署权力虽有法律保障，其政策却很难贯彻落实到地方。《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认为：“我们宁可冒得霍乱和其他病的危险，也不愿受欺侮而保持健康。”这些反对声浪使得查德威克于1854年被迫离职。
—摘编自王广坤《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发展及其影响》
材料二 据统计，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已经自1982年的657万增加到2018年的2.44亿，其占总人口的比例从0.65％增加到17.43％。中国城市管理领域亟待注重城市管理的系统性、协同性等本质特征，提出一个整体性的管理框架，建立完善的城市管理系统，创新城市管理机制，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科学与现代化。网格化管理思想源于计算机领域的“网格”，是指利用互联网将地理上广泛分布的计算相关技术融合为一体，根据社区所辖范围、分布特点、人口数量、居住集散程度、群众生产生活习惯等情况，结合各街道、社区党员干部和相关单位工作人员数量合理划分责任网格，合理配置组团人员，可以形成专业化管理服务团队。2004年10月北京市东城区率先启用网格化管理模式。自此，城市管理问题的发现率达到90％以上，任务派遣准确率达到98％，处理率为90.09％，结案率为89.78％。
—摘编自陆军等《智慧网格创新与城市公共服务深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查德威克被迫离职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国“网格化”城市管理的特点及背景。
古代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也是一个史学强国。历史学是帮助人们认识历史的主要路径，重视历史，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必须重视史学探究。
材料一《北史·柳虬传》中有言：“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以为监诫也”。历代史家皆认为“纪政治典章因革损益之故，与夫事之成败得失，人之邪正，用以彰善瘅恶，而为法戒于万世”；“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之千载”。刘知几在《史通》中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龚自珍把“去史”看作是“亡国”的先声，告诉人们“史亡国必亡”的深刻道理。
—摘编自杨共乐《中国传统史学是一门治国之学——以古代中西史学比较为视角》
材料二 1902年梁启超《新史学》的发表，标志着20世纪初新史学的初步建立。此文开篇，即对传统史学猛烈批判，将传统史学的弊病归结为“四蔽”：“一日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日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日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但同时，梁启超也认为：“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春秋立三世之义，以明往古来今天地万物递变递进之理，为孔子范围万世之精意。”“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
—摘编自徐国利《中国传统史学与近代新史学的创建及历史解释学的阐释——以20世纪初梁启超和章太炎的新史学为中心》
材料三 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批评清代考据学未竞全功。翦伯赞认为清代学者的考据学完全拘束在文献材料之中，以文献考证文献。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乾嘉学派的考证方法只是史学方法进化中的一个阶段。“假如把史学方法比作镜子，则乾嘉学派的方法是铜镜，逻辑学的方法是玻璃镜，而科学史观则是X光线”。范文澜也说：“甲骨钟鼎，经传诸子，史书地志，小说笔记，哲学宗教，诗文考证，歌谣戏曲，凡此种种，无不属于历史的研究范围之内……要了解中国历史比较近真的情况，却又必须这广泛纷乱的大堆史料中去寻找”。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传统文献的发掘利用与实证派学者呈现出明显差异，记载、反映社会经济和下层民众的史料文献被置于中心地位。
—摘编自陈峰《传统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构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新史学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3)根据材料三，简析“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种新的范式”。
材料 作为近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梁启超除了在政治、文学和史学上影响非凡，在教育领域也占据一席之地。梁启超对子女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人生道路指导和交流学习经验的过程中体现出三大核心理念：主足国粹，兼融西学；互相尊重，自由平等；俯仰皆乐，不失趣味。在他的悉心教导下，其九个子女无一例外地成为国家各领域的栋梁。
长女梁思顺具有很扎实的国学功底，在古诗词方面造诣很深。长子梁思成是我国建筑业的奠基人，先后就读于清华大学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成归国后，和妻子林徽因参与了新中国国旗、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次子梁思永是中国现代考古界的奠基人。1948年，梁思成和梁思永两兄弟共同登上中国研究院院士榜单。次女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三子梁思忠任炮兵校官。四子梁思达曾参与《中国近代经济史》一书的编写工作。三女梁思懿是“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骨干，常年奔走于爱国救国活动。四女梁思宁在抗战期间参加新四军队伍，194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了一生。幼子梁思礼是我国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于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氏子女们不仅才学高超，而且人格高尚，都饱含拳拳报国之心，这与梁启超先生卓越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
——摘编自沈杰《梁启超的教子之道及其当代启示一以家庭教育的理念选择为视角》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梁启超教育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梁启超教育思想的意义以及对当代家庭教育的启示。
材料一 1952年，毛泽东首次出京就到黄河视察，并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周恩来对黄河的事情“亲自挂帅”，多次主持会议研究治理黄河的重大问题。根据黄河自身的特点和新中国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黄河水利委员会在中共中央治黄方针的指导下，提出了“兴利除害，分步治理”的治黄指导思想。从1950年春开始，黄河水利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治理黄河的两个阶段工作，有目的、有步骤地对黄河流域进行从治标到治本的综合治理，遏制了黄河水患。1954年3月，黄河下游春季修堤工程全面开工。河南、山东两省各工段上堤的民工共达五万多人，许多包工队都重新整顿劳动组织，并积极改进工具，推行先进工作法，使工程质量和工作效率都有提高。1954年黄河顺利地渡过了八次大汛，此后治黄委员会在此基础上编制了黄河流域规划，开启了全面的治本工作。
——据郭书林《从治标到治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治理》
材料二 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序幕，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伴随着工业和城镇化发展，工业和城市用水需求急剧增长。黄河治理围绕除害兴利，水利建设进一步提速。以邓小平、陈云、江泽民等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关心黄河的治理开发以及水资源利用等问题，不断推进黄河治理的科学化及制度化。1989年11月，“引黄济青”工程竣工，青岛市用水问题基本得到解决。20世纪80年代，黄河大堤得到重新修缮。从1978年开始，国家陆续开始在黄河干流及主要支流设立水质监测站、加快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的立法保护等工作。21世纪初，黄河断流以及黄河受纳的污染物量已超出自身水环境承载能力，水污染加剧、生态环境失衡等问题带来的严重后果日益凸显。为此，黄河流域的治理“从以往以水质监测为主向以监督管理为主转变”“从以往比较注重微观管理向注重流域层面宏观管理转变”。此后，通过调水调沙、生态补水等一系列综合措施，至2012年，黄河流域的水质总体恶化趋势初步得到遏制，水资源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不断深入，其中重要生态敏感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也得到有效缓解，黄河断流也未再出现。
——《新中国黄河治理的成就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初期治理黄河的特点及其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后与新中国初期黄河治理的不同点及背景。
材料一 中西人口发展对比图
注：圆点实线为中国人口数字，菱形点虚线为西欧人口数字。
材料二 《汉书》中记载：“汉极盛矣，人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然而到了
三国时期，唐代杜佑写《通典》的时候，综合《三国志》裴松之的注释，以及晋代《帝王世纪》的数字，得出一个非常精确的人口数字：“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隋朝的人口高峰，正史记载是4600多万，唐代建立时人口有1000万左右。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崇宁元年（1102年）宋朝有户2000万（实际各路相加为1730万），大观四年（1110年）有20882258户、46734784口。
主编《中国人口史》的葛剑雄先生论证说，东汉三国间的人口谷底应该是2300万左右，而不是767万。至北宋末年中国实际人口数应当超过1亿。南宋和金的经济恢复使13世纪初全国人口（也就是宋、金、西夏、大理等）加到一起超过了1.4亿，成为中国人口史上第三个高峰。
——摘编自张宏杰《简读中国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与西欧人口变化主要特点的异同，并分别分析其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古今人口统计数据”展开论述。（要求：史论结合，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冯友兰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哲学简史》中说：“从先秦以来，中国人鲜明地区分‘中国’或‘华夏’与‘夷狄’，这当然是事实，但是这种区分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不是从种族上来强调的。”而《春秋公羊传》记载了儒家论述“夷夏互变”的大量历史案例。可见，是夷狄还是华夏依据是否认同华夏礼乐文化而转移，正如韩愈在评价《春秋》时所说的一样：“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之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正是这种依文化辨华夷的观念使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能够通过文化学习相互融合、凝聚。
——摘编自张刚《中国古代民族观与中华民族凝聚》
材料二 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政权的认同意识做了具体反映，《史记》的“十二本纪”分别记述了五帝、夏、商、周、秦国、秦朝、项羽、刘邦、吕后、汉文帝、汉景帝和汉武帝时期的历史，由此构建起了华夏民族的政治统绪。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六国政权普遍认可《史记》编排的这一政治统绪。《晋书》中的《刘元海载记》记述了匈奴人刘渊认同自己为刘汉后裔，所建政权以“汉”为号。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六国政权总体来说都非常重视汲取汉族先进文明制度，统治者都非常热心儒学，如北魏孝文帝就以汉化改革著称，对儒家道统极为认同，自觉捍卫华夏道统。
——摘编自汪高鑫《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的民族观。
(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以何角度进行华夏认同？并说明这种民族认同的历史影响。
材料 湖南省从1902年初开始逐步改革教育制度。4月，在长沙求实学堂基础上设立了省城大学堂。接着，又选拔知县胡珍率12名生员前往日本考察教育，学习师范。1902年6月12日，湖南省学务处正式成立，同时拟定了《兴学要义》三端，即“循序渐进，以定学程；严立规则，以回积习；划分年限，以收实效”。省学务处的成立，使全省教育事业有了统一的筹划和管理机构，开始实现教育行政的专业化，对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到1906年，清政府设立学部，各省裁去学政，改设提学使司，下设学务公所作为办事机构，原学务处撤消。学务公所是一个正式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它的设立，标志着教育行政主管专业化的进一步完善。在这种形势下，长沙的近代学校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官办、民办和私办配合，大、中、小学衔接，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并举的格局。
——摘编自徐伟红《晚清新政与湖南近代教育的发展》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湖南近代教育制度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晚清湖南近代教育制度改革的原因。
材料一 韩非子的思想呈现为以法律为核心、术和势为两翼的架构,该思想架构是以君、臣、民为作用链条的。在此作用链条中,君主集法、术、势于一身,而臣和民不过是此宝塔式结构中下面的两个层级;该作用链条的作用顺序是人君驾驭群臣,群臣则要担负起治民的责任。
——摘编自陆玉胜《韩非子法制思想的再阐释及其现代意义》
材料二 秦汉“大一统”帝国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建立,必然要求树立与之相适应的“大一统”的思想权威,而“独尊儒术”是汉代统治思想确立的根本标志。董仲舒借鉴道家、阴阳家的理论，将儒学哲理化,完成了儒家道德学说的宇宙论证明,在儒学史上首次建立了儒学形而上学的基础。此后,儒学不仅由民间升入庙堂,而且更具有了“独尊”的地位。董仲舒经学思想的传播,导致儒学的“子学时代”终，“经学时代”始。
——摘编自陈寒鸣《“天人三策":武帝对儒学的选择》
(1)根据材料一,概括韩非子法治的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汉代“独尊儒术”局面形成的背景,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董仲舒新儒学对儒学发展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就“思想与社会”的关系谈谈你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