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自夏朝以来,就有了庠、序、校和学等教育机关。“学在官府”，只有奴隶主子弟能入学校学习，而劳动人民子弟只能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跟长辈学习一些为人之道和生产劳动的知识与技能。但到了孔子的时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都在下移，这就为私人办学提供了机会。孔子在创办私学的职业生涯中，其弟子来自鲁、齐、晋、宋、陈、蔡、秦、楚等不同国度，吸收了被中原人视为“蛮夷之邦”的楚国人公孙龙和秦商入学，孔子弟子中有来自贵族阶层的南官敬叔、司马牛、孟懿子，但更多的是来自平民家庭的颜回、曾参、闵子骞、仲弓、子路、子张、子夏、公冶长、子贡等。
——据《中国古代教育史》
材料二：古代儿童启蒙读本有这样的内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据《中国古代教育研究》
材料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这是我国古代教育的真实写照。这一情况在19世纪60年代因新式学堂的出现有所改观，当时的学校开设有外语翻译、轮船驾驶、天文、测算、行军布阵等课程，特别是1904年清政府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更是规定了学校教育中几何代数、植物动物、理化、法制理财、体操等课程的课时，在中学堂180个课时中，读经讲经以45课时居于榜首。
——据《中国近代教育史》
材料四：恢复高考以来高校招生统计图表
(1)据材料一述评孔子的办学思想。
(2)根据材料二归纳有关信息。你对此有何看法？
(3)根据材料二、三，指出我国近代教育与古代教育相比有着怎样的不同？反映了教育发展的什么趋势？
(4)根据所学知识分析形成材料四状况的原因。综合以上材料，谈谈你对教育的看法。
材料一 宋徽宗赵佶倡导“治病良法，仁政先务”，宋前期的中书门下和元丰改制后的三省六部作为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主要负责疫情的分析判断、政策制定、组织协调与文书下达，以及信息渠道的沟通与保障等。翰林医官院作为中央最高医疗兼行政管理机构，全面负责疫病流行期间派医、巡诊、赐药和救治病人等。尚书省和剂局负责制造各类药物。医学机构、临时医院和慈善机构，成为国家防疫取得成效的制度保障和关键所在。宋代地方政府有关医学的职能也有所扩大，防治疫病、推广医书、发展州县医学教育和打击巫术等成为地方官吏的重要职责之一。地方乡绅、医学家、僧人、道士和普通民众等社会民众力量，在宋代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了辅助性作用，尤其在自然灾害和疫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广大乡村地区，地方乡绅、民间医学家和宗教人士等建立的救助机构，救济活动更为直接，效果也较为明显。
——韩毅研究员的《瘟疫来了：宋朝如何应对流行病》
材料二 19世纪前期英国公共卫生状况恶化的一个原因就是沿袭中世纪的地方政府管理模式与工业社会的要求相脱节。在19世纪之前，英国的公共卫生管理一直处于地方层面，由地方当局进行管理，受自由放任思想的影响，国家和中央不插手地方事务。在1835年立法中，中央政府已经感觉到有必要对地方政府结构进行重组以使他们能够应付“低层政治’的挑战，他们希望完善“二元政体“结构，以处理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成堆难题。于是，通过公共卫生立法，英国在中央建立了专门的中央卫生机构。“到19世纪中期，“应该”这样试验性的规定渐渐出现在卫生立法中：1848年《公共卫生法案》的第10部分，在不卫生的地区赋予这个法案强制力，但是这个法案只包含权力，而不包含义务，在付诸实践时没有义务做任何事情。然而，1866年《卫生法案》的第49部分‘卫生立法的语法需要强制性语气的功效。”
——张丽丽《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立法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宋朝时期防疫制度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英国近代防疫制度的变化原因，与宋代相比有何不同，并结合上述材料分析中国古代、英国近代的防疫措施对今天世界防疫有何启发？
材料一
史料 | 出处 |
垂拱四年五月，皇太后加尊号曰圣母神皇……载初元年春正月，神皇亲享明堂，大赦天下……（九月）乙酉，加尊号曰圣神皇帝……证圣元年春一月，上加尊号曰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万岁登封元年腊月甲申，上登封于嵩岳，大赦天下，改元，大酺九日。 ——《则天皇后本纪》 | 《旧唐书》 后晋刘昫等撰 |
垂拱四年乙亥，加尊号为圣母神皇……载初乙酉，加尊号曰圣神皇帝……长寿二年乙未，加号金轮圣神皇帝……万岁通天元年腊月甲戌，如神岳。甲申，封于神岳。改元曰万岁登封。 ——《则天皇后中宗本纪》 | 《新唐书》 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撰 |
列传第一 后妃上 太穆窦皇后、文德长孙皇后、徐贤妃、王皇后、则天武皇后、和思赵皇后、韦皇后、上官昭容…… |
材料二
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于杀君篡国之主，皆不黜绝之，岂以其盗而有之者，莫大之罪也，不没其实，所以著其大恶而不隐欤？自司马迁、班固皆作《高后纪》，吕氏虽非篡汉，而盗执其国政，遂不敢没其实，岂其得圣人之意欤？抑亦偶合于《春秋》之法也。唐之旧史因之，列武后于本纪，盖其所从来远矣。
——《新唐书·则天皇后中宗本纪》
(1)据材料一指出新旧唐书在叙事上有何相同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解释其合理之处。(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旧唐书在叙事上的不同并简析其原因。
材料一 秦始皇在沙丘病逝之前，赐长子扶苏玺书“与丧会咸阳而葬”（意在使扶苏继位）。赵高与丞相李斯密谋篡改诏书，赐扶苏自尽，立始皇幼子胡亥为帝。
——据司马迁《史记》
材料二 赵正（秦始皇）流涕而谓（李）斯曰： “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也。其议所立。”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昧死顿首言曰： “今道远而诏期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王曰： “可。”
——据《赵正书》（成书于西汉早期，作者信息不明）
材料三 最早提出“胡玄不当立”的是起兵反秦的楚人，汉初统治者接受了这一说法，从中演绎出的“沙丘之谋”故事被司马迁录入《史记》，为世人所熟知。
——当代历史学者陈侃理
材料一关于秦末“沙丘之谋”的记载长期被史家视为历史事实，根据材料二、三是否足以推翻司马迁这一结论?请说明理由。
史料
| 序号 | 内容 |
① | 威海市档案馆藏《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招募华工的布告、用途、薪金表》（1916年） |
② | 《大战中的中国：她在劳力、原材料、军需品和食物上对协约国的贡献》，杂志《亚洲》（1917年第8期） |
③ |  图：一战中华工在英国军官带领下前往前线挖战壕 |
明行政区划只到县级，因此有学者A提出明代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为“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的观点。学者B却提出“皇权下县”看法并收集了以下材料：
| 依据 | 内容 |
| 《王阳明全集·申谕十家牌法》 | 王阳明任赣南巡抚时的社会治理方式，“十家之内，但有争讼等事，……又每日各家照牌互相劝谕，务令讲信修睦，息讼罢争，日渐开导，如此则小民益知争斗之非，而词讼亦可简矣”。 |
太祖高皇帝圣旨碑 | 河南周口扶沟县考古发现明太祖高皇帝圣旨碑，碑文内容主要为：孝顺父母；尊敬上长；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
《圣谕图解》 | 河南道监察御史钟化民（1545-1596）作，内容大概可分四部分：①对六谕的解释；②与相应伦理匹配的一首歌；③一幅图；④对图的解说：王祥卧冰——孝顺父母；司马光侍兄——尊敬长上；陈寔遗盗——毋作非为等。 |
| 《明会典》卷九《吏部八·到任须知》 | 地方官“到任之后……所属境内，或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节操显著，……未经旌表者，必须亲自体访的实，申请旌表，以励风俗。 |
材料— “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修昔底德出生在雅典伯利克里统治下的“黄金时代”。其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严格地按照编年体记事。约有四分之一篇幅是演说辞，其中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在著作中引用伯里克利的话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力图站在世俗的立场上总结这场战争的原因及其教训。他将自己参与过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写作的唯一主题，“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虽身为雅典人，但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却是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来记述的，并非偏袒雅典。
——摘编自李永明《从<考古学>篇看修昔底德的历史思想》等
材料二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其成书于赵宋政权内外交困由盛而衰的转折关头。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设定了极其严苛的三道编撰程序。第一道是编“丛目”，就是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排出史料索引。有学者研究指出，三百多万字的《通鉴》是从六七千万字的正史、杂史中精心淘炼出来的，而且《资治通鉴》中所引用的许多史书现在早已失传。第二道工序叫做写“长编”。长编可看作一种史书体裁，写作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按照这个要求，修书者必须详细阅读各种史料，一旦出现记载不一致的情况，还要认真考异（分析史料），并详细注明是否采信的理由。最后一道工序是定稿。这项工作主要由司马光自己完成，他要在长编的基础上考订史实、删繁去冗，同时还要统一语言风格和全书整体逻辑。为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等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这样的工作，如果没有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摘编自周吉《宋朝进行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的史学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共同的历史价值。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伟大历史学家应具有的优秀品质。
材料 道光中期以来，民众的抗争事件日趋频繁……咸丰四年（1854年）底爆发的瞿振汉起义以乐清为中心，其触角伸展到黄岩、临海和永嘉大罗山一带影响温州府城，并曾与海上的武装力量“粤艇”联络。起义领导人还有过夺取温州府城进而“传檄全浙”的部署。虽然计划实施受阻，但也一度攻占乐清县城并建立政权。尽管起义延续时间不长，但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起义失败后，乐清士绅留下的记述文字，大抵持正统的政治立场，将瞿振汉起义斥之为“逆党倡乱”。民国以后，开始有人把瞿振汉称为“与异族抗衡”，光复汉族河山的“革命先烈”。此后，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看法是将其看作一场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
——摘编自李世众《19世纪中叶“儒枭”集团的崛起与地方权力角逐》（2023年）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瞿振汉起义看法的变化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一从20世纪初至二战结束这段时期内，年鉴学派从已然在法国传播开来的马克思主义之中 汲取了许多观点。年鉴学派在历史研究方法上追寻跨学科的对话，扩展了历史学家赖以介入 过去的资料来源和问题。他们反对狭隘的、政治的和传记式的历史叙事方法，追求描绘全景式的整体史。他们认为在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表象之下，存在着长时段的经济和社会 力量的影响。同时，他们强调经济基础的重要性，反对个人和英雄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重视 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他们还反对经验主义，试图寻求构建整体历史知识体系的独特路径。
——摘编自沈坚《简论20世纪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材料二二战后至20世纪70 年代末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史学界一直居于主流地位。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在战后民主改革及批判战前、战中意识形态的大背景下，其社会思想 意识、历史教育均面临重塑。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恢复了战时被迫中止的学会活动，并主导 成立了一些新学会。同时，他们展开了对皇国史观等错误史观的批判，远山茂树认为战时的 日本史学缺乏客观性，是“非科学的”,今后的历史学要重视“科学性”和实证研究。1954年 前后出现了“太阁检地论争”和“寄生地主论争”,论争发展成为持续多年的研究热点。马克思主义史学还与当时的社会运动相结合，不但在内部进行活跃的理论探讨、著述活动，更着力在国民及学校教育领域推广唯物史观，迅速占据了历史研究的核心地位。——摘编自张艳茹《二战后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
(1)根据材料一，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迅速复兴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兰克学派关于“世界历史”的观念，近代以来西方史学经历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和发展，最初，影响最大的是19世纪中期产生的以兰克为代表的“兰克学派”。
对当时西欧的知识分子来说，19世纪的欧洲是一个称心如意的时代……资本主义发展没有遇到大危机，整个社会洋溢着信心和乐观主义，这成为兰克学派及其观点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兰克在其第一部著作《拉丁和日耳曼民族史（1494-1514）》的前言中写道：“历史学被认为有判断过去，为未来指导现代的职能，对这样的重任，本书不敢企望。它只想说明：什么确确实实发生了”。同时强调，“我的注意力将放在（欧洲）日耳曼或日耳曼拉丁后裔的民族之上，其历史是整个现代史的核心”。该学派的历史编纂偏重于政治、军事、外交史料，因为其认为第一手的、比较可靠的史料是来自于政府文件、军事外交档案及政治家的日记、书信、讲演稿等。而进入20世纪，其光芒逐步褪去。
分析兰克学派史学观盛行的历史背景。依据材料，简要评价其史学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