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罗塞塔石碑（RosettaStone），制作于公元前196年，刻有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登基的诏书。石碑上用希腊文字、古埃及文字和当时的通俗体文字刻了同样的内容，这使得近代考古学家得以有机会解读出已经失传千余年的埃及象形文字。

1798年7月，拿破仑率军远征埃及，他制定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埃及的计划，从诸多领域精心挑选出175位学者，组成一支庞大的科学艺术考察团，收集和研究埃及历史。1799年8月，法军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拉希德村发掘出了罗塞塔石碑。1801年，法国被英国和土耳其的联盟打败，根据协议，战败国法国必须无条件地交出他们在埃及发掘的一切文物。次年，罗塞塔石碑被运往伦敦，后移至大英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

1802年，东方学家德·萨西获得了一份罗塞塔石碑拓片，他从希腊碑文中的专有名词切入，找出了代表“托勒密”（Ptolemy）和“亚历山大”（Alexander）之名的近似字组。

1822年，法国语言学家商博良在埃及菲莱神庙方尖碑拓片中发现了托勒密和克列奥帕特拉的名字，他顺着这条线索，继续研究专有名词。几个月后，他成功释读了亚历山大、提比略、图拉真等王名。虽然商博良只破译了碑文几千个符号中的111个，但古埃及文字之谜已经揭起一角。1822年9月29日，商博良在巴黎科学院召开的重要会议上宣读了《关于象形文字拼音问题致达西尔先生的信》，把自己的发现公诸于世，这一天是公认的一门新兴学科——埃及学的诞生之日。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罗塞塔石碑的史料类型，并分析其发掘和研究所具备的史料价值。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商博良对罗塞塔石碑的破译。

2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阿里安（约86—160年）是罗马帝国时期的重要史学家。他出生于贵族家庭，受过良好的希腊文化熏陶，有从政从军经历，著有《亚历山大远征记》。《亚历山大远征记》的史料主要来自托勒密的《亚历山大战争回忆录》和阿瑞斯托布鲁斯的《历史》。原因是这二人都随亚历山大转战各地，并且都在亚历山大去世后才写作，阿里安认为二人的记述较为可靠。当二人叙述一致时，阿里安就将其作为准确资料记录下来。当二人不一致时，他会选用比较接近事实、比较有记述价值的内容。阿里安较多采信托勒密的说法，且会明确说“我同意他的说法”。除此之外，阿里安也采用了别人撰述中那些他认为值得记下且并非完全不可靠的材料。对于这些记述，阿里安有些会给出自己的推测和判断；还有一些，如亚历山大之死，他会列举出不同的说法，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在阿里安看来，亚历山大的业绩前无古人，在当时没有人专门从文学的角度宣传。他决心向世人表彰亚历山大的美德和功绩，为罗马帝国的元首提供一个可以参照的道德典范。

——据崔丽娜《求真与致用：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阿里安撰写《亚历山大远征记》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亚历山大远征记》的史料价值。

3 .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中国古代教育与科技

材料一   《科学技术与发展.干管研究》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古代科技与教育的相关系数 存在明显的正相关，但不如经济、人口与教育的相关度大。

材料二   儒学教育对科技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三项 (如表所示)：

一	儒学传播了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儒家经典中包含了大量的科技史料， 儒学体系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基础
二	儒学思想家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所必需的创造精神与探索精神
三	儒家伦理思想对中国古代科技道德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

材料三   医学、算学先后在南北朝进入官学，唐代还有明算科和医举，并建立了太史局、太医署、太仆寺等直接服务于朝廷的职业性科学研究和教育机构。

材料四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姜国钧《中国古代经济发展与教育盛衰》

(1)以上四则材料中，哪则(几则) 是对历史事实的呈现?哪则(几要) 是对历史认识的呈现?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教育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利弊。

4 . —40年代，是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的关键时期。下列材料摘编自历史学者张荫麟于1937年写作的有关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斗争的文章。阅读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北宋初年四川有王小波、李顺的斗争，与南宋初年钟相、杨幺的斗争遥相对偶，皆可助阶级斗争说张目者。此二事，《宋史》及《宋会要》皆有记载，惟其特质，即“均贫富”之理论与举动，二书皆绝不泄露。幸有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南宋陈均《皇朝编年备要》等私史所记，尚足补其缺。以此二事例之，有裨于阶级斗争说之史实，为正史所隐，而不幸野史无传，遂以湮没者，当复何限？

此二事中，前者尤为重要，以其在中国民众暴动史中，创一新旗帜，辟一新道路，而后者实踵其武。合观史书记载，小波等之所为有可注意者三事：一者，诛杀贪官污吏。二者，借收资产阶级脧榨之所积，而不绝其生路，此真所谓仁至义尽者也。三者，以借收所得，大赈贫穷。在官书观之，彼等则为杀人放火之盗匪矣。从官报中寻官敌之真相，自来等于缘木求鱼，读史者不可不察也。

——摘编自张荫麟《张荫麟文集》

(1)张荫麟认为官方史书和私史对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斗争的叙述有何不同？
(2)简析张荫麟的历史观和治史方法。

5 .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修昔底德出生在雅典伯利克里统治下的“黄金时代”。其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严格地按照编年体记事。约有四分之一篇幅是演说辞，其中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在著作中引用伯里克利的话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力图站在世俗的立场上总结这场战争的原因及其教训。他将自己参与过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写作的唯一主题，“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虽身为雅典人，但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却是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来记述的，并非偏袒雅典。

——摘编自李永明《从<考古学>篇看修昔底德的历史思想》等

材料二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其成书于赵宋政权内外交困由盛而衰的转折关头。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设定了极其严苛的三道编撰程序。第一道是编“丛目”，就是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排出史料索引。有学者研究指出，三百多万字的《通鉴》是从六七千万字的正史、杂史中精心淘炼出来的，而且《资治通鉴》中所引用的许多史书现在早已失传。第二道工序叫做写“长编”。长编可看作一种史书体裁，写作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按照这个要求，修书者必须详细阅读各种史料，一旦出现记载不一致的情况，还要认真考异（分析史料），并详细注明是否采信的理由。最后一道工序是定稿。这项工作主要由司马光自己完成，他要在长编的基础上考订史实、删繁去冗，同时还要统一语言风格和全书整体逻辑。为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等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这样的工作，如果没有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摘编自周吉《宋朝进行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的史学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共同的历史价值。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伟大历史学家应具有的优秀品质。

6 .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兰克学派关于“世界历史”的观念，近代以来西方史学经历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和发展，最初，影响最大的是19世纪中期产生的以兰克为代表的“兰克学派”。

对当时西欧的知识分子来说，19世纪的欧洲是一个称心如意的时代……资本主义发展没有遇到大危机，整个社会洋溢着信心和乐观主义，这成为兰克学派及其观点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兰克在其第一部著作《拉丁和日耳曼民族史（1494-1514）》的前言中写道：“历史学被认为有判断过去，为未来指导现代的职能，对这样的重任，本书不敢企望。它只想说明：什么确确实实发生了”。同时强调，“我的注意力将放在（欧洲）日耳曼或日耳曼拉丁后裔的民族之上，其历史是整个现代史的核心”。该学派的历史编纂偏重于政治、军事、外交史料，因为其认为第一手的、比较可靠的史料是来自于政府文件、军事外交档案及政治家的日记、书信、讲演稿等。而进入20世纪，其光芒逐步褪去。

分析兰克学派史学观盛行的历史背景。依据材料，简要评价其史学观念。

7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在西晋张华编纂的神话志怪小说集《博物志》中，有近20条有关张骞和西域的资料，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对丝绸之路记载最丰富的典籍。所谓“小说”，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野史。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

《博物志》中共记载了9种来自丝绸之路的植物：胡桃、大蒜、胡荽、石榴、红蓝花、葡萄、胡葱、苜蓿、胡麻豆，其中8种为张骞带回。而在《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中，明确提到的植物只有葡萄和苜蓿，是否由张骞引入也不太明晰。《博物志》卷二《异产》载：“《周书》曰：西域献火浣布……污则烧之则洁……汉世有献者。”火浣布即石棉，在古人眼中是神奇之物。《博物志》所谓“《周书》记载”，实际上来源于“周穆王大征西戎”的传说。但东汉时石棉的确仍通过丝绸之路流入中原，《后汉书·西域传》载：“大秦国作黄金涂、火浣布”。《博物志》卷三《异兽》中记载了一种能“食虎豹”的“小兽”，并刻意描写其“大如狗，然声能惊人”。后世学者考证这一小兽为“狻猊”，即东汉时西域诸国多次进献的狮子。《博物志》的记述，与同时期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密切相关，佛教经典中将“佛祖讲经”形容为“狮子吼”。

——摘编自张黎明《史料与传说：<博物志>中的“丝绸之路”》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丝绸之路开通的意义。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使用文学作品进行历史研究时应注意的问题；并简析《博物志》对研究丝绸之路的史料价值。

8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中国1987-2014年科技投入财力分析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材料二   40年来，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到建设创新型国家，科技改革成为改革开放大战略的一个缩影，发挥了先锋、引领和试验田作用。我国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步入快速发展轨道，有举国体制下研制“中国神药”青蒿素类抗疟药的协同攻关；有“神舟”飞天创造的“中国高度”，“蛟龙”潜海成就的“中国深度”，“复兴号”标准动车组刷新的“中国速度”……科技实力伴随经济发展同步壮大，中国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大国。

——摘编自《改革开放40周年科技成就撷英》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加大科技资金投入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改革的影响。

9 .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中华民族”概念在清末民初萌生，当时人们认识到应当发动并整合中国各民族抵抗列强的侵略，“中华民族”的概念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萌生的。但对中国前途的不同模式的选择，导致了“中华民族”一词出现伊始，就其含义的界定就存在分化。在立宪派看来，“中华民族”是包含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的；而资产阶级革命派则认为“中华民族”就是汉族的代名词。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尤其在辛亥革命后，但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逐渐的认同了大民族的概念，把“中华民族”视为中国各民族融合同化而成的一个民族。

——摘编自陈艳飞《关于“中华民族”的语境含义研究》

材料二   1934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1937年9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华民族”一词高频率出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多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该决议案明确了“中华民族”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统一指称。并提出把“团结中华各民族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作为党在抗战时期的中心任务之一。毛泽东也明确指出：“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须设置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省县政府的一部门，管理和他们有关事务，调节各民族间的关系，在省县政府中应有他们的位置”。从而确定了抗战时期党对民族工作的基本纲领和基本政策。

——摘编自崔榕、赵智娜《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验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立宪派”与“革命派”关于“中华民族”含义的不同之处，并简要分析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

10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西周至五代自然灾害具体情况如表4所示。在各种自然灾害中，发生次数最多、破坏性最强的是旱灾、水灾和蝗灾，这三大自然灾害给劳动人民带来巨大的苦难。我国古代水旱灾害的发生在时空分布上有着一定的规律，西周到五代的旱灾多发时段共有9个，水灾多发时段共有8个。中国古代的水旱灾害频繁，分布的地域也极广泛，从总体上来看，大部分时期内，北方旱灾爆发频率高于南方，西部高于东部；水灾发生的情况则正相反。蝗灾是中国古代仅次于水旱灾害的自然灾害，历代对蝗虫危害的记录都惨不忍睹。如晋永嘉四年（310年）五月，“幽、并、司、冀、秦、雍等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马毛，皆尽”。蝗灾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西周至五代自然灾害统计简表

朝代	年份	发生次数	旱	水	蝗虫	地震	歉饥	霜雪	雨雹	疫	风	地沸
周	825	89	30	16	13	9	8	7	5	-	-	-
秦汉	441	375	81	76	50	68	14	9	35	13	23	-
三国两晋	200	304	60	56	14	53	13	2	35	17	54	2
南北朝	169	315	77	77	17	40	16	20	18	17	33	-
隋	37	22	9	5	1	3	1	-	-	1	2	-
唐	289	493	129	115	34	52	24	27	37	16	63	-
五代	53	51	26	11	6	3	-	-	3	-	2	-

——摘编自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

材料二   开元初年，山东、河北、河南等粮食主产区爆发了严重的蝗灾，宰相姚崇认识到蝗灾与政权稳固、社会安定的内在关联，主张积极灭蝗，其主张也得到唐玄宗批准。经过审时度势，姚崇提出“夜火坑埋法”灭蝗，派出御史担任捕蝗使，分道指挥山东等地的除蝗工作，并将灭蝗成效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标准。为鼓励百姓积极灭蝗，在这次捕蝗行动中，蝗区还采取了捕蝗给粟的奖励办法，《朝野金载》记载：“敕差使与州县相知驱逐，采得一石者与一石粟；一斗粟亦如之。”姚崇治蝗不仅仅停留于灭蝗，还积极开展灾后抚恤工作，如放贷、蠲免钱粮等，从而使生产迅速恢复，也使得大灾之后没有出现大荒。“姚崇治蝗”是唐朝乃至我国古代灾害治理的成功典范，也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的突出表现，为“开元盛世”局面的形成作出了积极贡献。

——摘编自田一颖、刘利民《“重人事轻天命”——姚崇灭蝗思想与实践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周至五代自然灾害发生所呈现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姚崇治蝗”的措施并分析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