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64年，有英国学者指出：历史学著作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其全球性，世界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则是建立超越民族和地区界限的全球史。他不仅认为欧洲在今天的世界格局中已非中坚力量，而且认为自古以来，如果看不到亚洲、阿拉伯、拜占庭和斯拉夫民族的影响，看不到欧洲与广大世界的联系，也就无法理解西欧的历史，他指出，正在兴起的亚洲不久将把欧洲抛在后面。世界历史发展的最高时代不是欧洲或欧洲化的时代；欧洲的时代已经过去，代之而起的是太平洋时代。他倡导建立全球历史观，“不仅放眼世界、展示全球，而且不带成见和偏私，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的一切民族的建树”。
——摘编自【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1908—1984）《当代史纲要》
从材料中提取相关信息，自拟论题，并结合世界史知识加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阐述时须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 民族古已有之，民族主义则是伴随18世纪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建立的产物，是一种“现代现象”。“民族主义”一词，最早见于15世纪的德国，1836年首次被列入《牛津词典》，19世纪中叶开始被频繁使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民族主义是近代欧洲历史上的一种现象……直到18世纪西欧资产阶级开始分享或获得全部权力时，才呈现其近代的形式”。目前，很多学者比较认可英国学者厄内斯特·盖尔纳的民族主义定义。他认为：“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就是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绪或者一种运动，可以用这个原则作最恰当的界定。民族主义情绪是这一原则被违反时引起的愤怒感，或者是实现这一原则带来的满足感。民族主义运动，是这种情绪推动的一场运动。”
“人们谈及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很多都是直接从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开始，而不是从它的更远的中世纪源头开始的”。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在历史中孕育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日益壮大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了最初的动力；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是思想的解放，文艺复兴运动使人们摆脱神权，追求人权，为民族主义的产生准备了思想武器；当经济与政治条件都具备后，以法国大革命为标志建立的民族国家催生了最初的民族主义。
在英、法、美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下，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建立，民族及民族国家的观念传遍欧洲，并随着欧洲国家的殖民扩张而传播到世界，民族主义由此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具备了全球性的意义。
——摘编自宋新伟《民族主义在近代西方的缘起和蜕变》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世界近现代史知识，任选一个角度评述欧洲近代“民族主义”。（要求：评述角度明确，论据充分，所用史实准确，逻辑清晰）
材料 3—6世纪，中西都经历了政治分裂、新起民族政权的挑战和新宗教的冲击，但在历史现象层面的相似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同中之异。中国历史和文明历经危机而得以连续发展，西方历史和文明则在危机中断裂，这个结局并非偶然，而是由双方的政治、民族及文化等结构差异所决定的。
——摘编自刘家和、刘林海《3—6世纪中西历史及文明发展比较研究》
上述材料是学者对3—6世纪中西发展进程的比较。据此，结合所学知识，另选19世纪以前某一历史时期，比较中西文明发展的“同中之异”，并进行阐释。（要求：明确时间段和同中之异，史论结合，史实准确，逻辑清晰。）材料 对于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来说，选派专门人员出使外国或常驻外国，不仅是世界大势发展的要求，而且对于加强本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加强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清政府囿于体制的限制，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及风气未开，“以天朝自居的清政府难以割舍万国来朝、恩赐四方的传统朝贡体制，也不愿放弃以‘不平等’态度对待域外民族所产生的优越感”。因此，一直迟迟未能向国外派驻使臣，直到1875年8月，清政府谕旨任命候补侍郎郭嵩焘为首任驻外公使。这标志着清政府在外交近代化道路上迈出了非同小可的一步。1877年1月，郭嵩焘到达英国伦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驻外使馆，第一次按照国际外交礼仪向英国元首递交国书，第一次开展夫人外交，第一次制订驻外公使章程，开创了中国驻外公使的肇端，在中国外交近代化道路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郭嵩焘的出使也标志着清政府在中西对抗中，最终服从于西方，接受了西方的使节制度，逐渐被纳入到国际关系的轨道中。
此后，清政府又相继向德国、日本、西班牙、秘鲁、美国等国家派遣公使。在近代国际舞台上，涌现出一批杰出的不畏强权，折冲樽俎，力争国权，维护国家尊严的外交家。1876年，清政府颁布了《出使章程十二条》，并相继颁布了与此相关规定，中国的使节制度初具雏形，越来越多的驻外人员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至1911年清朝灭亡，清政府共在19个国家设立了使馆、分馆，派遣了50余位出使大臣，几百名参赞官、翻译官、随员。这些使馆的建立成为中国观察和了解世界的窗口，派驻的使节也起到沟通中外的桥梁作用。
除了公使馆外，1877年，清政府采纳驻英公使郭嵩焘的建议，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到清亡时，中国驻外领事网已基本形成。晚清在世界各国总共设置了四十五个领事馆，其中总领事馆十三个、领事馆十六个、副领事馆七个、名誉领事馆九个。在地区分布上主要集中在朝鲜半岛（六个）、日本（四个）、南洋（包含澳大利亚、新西兰、檀香山，十四个）、中北美洲（十一个）等海外华民聚居地区。在海参崴、秘鲁、南非、莫桑比克也分别设有一个领事馆。在欧洲也设立了领事馆，但大都为名誉领事。
——摘编自苏全有主编《近代中国专题研究》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近代外交制度在中国的传播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
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日本外交代表埴原正直与中国外交代表顾维钧就“中国收回旅顺大连在内的所有租借地的要求”展开了争论，中日双方各就自已对租借地统治权的合理性表达了观点。这一争论很快传回中国国内。
对此，梁启超在一次演讲中强调：“日本人……的用意，不外是要把东三省收作自己囊中物，还借此送一个秋波给英国，叫他去打西藏的主意。我们中华民国现在的疆域，都是多年来从历史上传下来，这些历史事实，都是天下共见，也不必我逐个地方来背履历。但对于日本人眈眈垂涎的东三省，我却要把历史上证据搬出来，请全世界人评一评。”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专门撰文与梁启超争辩，内藤湖南提出：“从来中国人的地志记载中交聘国与朝贡国、朝贡国与真正的领属地之间的区别都不明确，因此历史上被认为是领土的事实，在今天的国际关系和学问上是不可能被认可的……从今天的国际关系上思考，在政治上没有对该地进行统治，在经济上没有对该地进行开发，只是主张名义上的领土权，不仅毫无益处，而且实际上可以说是妨碍世界文明的进步的行动。因此，对于如满洲这样依靠日本的资本和日本人的经济能力而得以开发，而对世界文化做出了贡献的地方，仅仅凭着名义上的领土权，就想无视日本人的特殊利益，世界列国能认可吗？”
——摘编自刘岳兵《近代中日关于东北问题的论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梁启超与内藤湖南的争议进行评述。（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一叶扁舟起家的叶澄衷叶澄衷（1840–1899），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11岁时，迫于生活压力被母亲送至邻近油坊做帮工，受尽欺凌辱骂，坚持3年后离开油坊。
1853年，14岁的叶澄衷身无分文地闯入上海滩，先在法租界的一家杂货铺当学徒。17岁时，叶澄衷决心离开杂货铺独自经营。起初他驾着一叶扁舟在黄浦江上漂泊叫卖，还经常以食品和杂货，到外国商船上换回一些船用五金工具和零件，然后设摊售卖。
1862年，叶澄衷在虹口美租界开设了近代上海第一家五金行号“老顺记”。由于注重信誉，得到外商信任，业务不断扩大。1870年以后，他陆续在上海开设若干新商号，经营范围扩大到五金、煤油、机器、钢铁、洋烛、罐头食品等。
随着实力增强，叶澄衷开始从上海走向全国，先后在汉口、九江、天津、烟台等商埠开设“老顺记”分号。他还不断开拓新的投资领域，1890年开始陆续创办火柴厂、纱厂、地产公司、钱庄、船舶运输公司等。经过几十年的艰辛努力与奋斗，叶澄衷成为实力雄厚的宁波帮首富，是当时上海商界的顶尖富豪，人称“五金大王”。
叶澄衷经商致富后，热心于赈济救贫和发展教育事业。每遇灾荒，他都踊跃输财劝赈；还在上海设立怀德堂，赡养故友及同业中无所依靠的家属；建“义庄”“忠孝堂”，周济族内的贫困者；创办牛痘局施药救贫；设义塾教育同族子弟；捐出土地、白银，用于创办“蒙学堂”。
——据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提取树料信息，对叶澄衷为代表的近代中国商贾和企业家的奋斗品质加以阐释。
“大明宝钞”是明朝政府发行的唯一纸币，使用中却出现了民众“喜新厌旧”的现象，具体表现为：民众喜用新钞、厌弃旧钞，将旧钞折价，甚至完全拒收旧钞。
材料 立倒钞法。中书省奏：国家行钞日久，岂无昏烂？宜设收换，以便行使。于是议令所在置行用库，每昏烂钞一贯，收工墨直三十文，五百文以下递减之，仍于钞面贯百文下，用墨印昏钞二字，封收入库，按季送部。若以贯百分明而倒易者，同沮坏钞法论。混以伪钞者，究其罪。
（五月）已亥，户部言：初造大明宝钞，文曰：中书省奏准印造。今既罢中书升六部，钞印改中书省为户部，宜申谕天下军民，无分中书户部，一体行使。
停造新钞。时上以钞法不通，谓夏原吉等曰：国家造钞，本以便民交易，何分新旧？朕闻前者民间用钞，不问残缺，惟字贯稍可辨者，皆通行无滞。自户部榜出，示以钞样，务要明白完全，小民无知，缘此便生好恶，至今为梗。今即停造新钞，在库者亦勿支，拣旧钞堪用者备赏赉，不堪者销毁，庶几钞法可通。于是造钞工匠皆令休息，郡县该办桑穰，悉停止。
—据《明太祖实录》
有学者认为，民众对大明宝钞“喜新厌旧”是由于通货膨胀导致的，从史料入手，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此观点是否合理。
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先后领导制定并实施了过渡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战略三个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三个战略的核心思想如下表所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战略
过渡时期经济发展战略 |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济发展战略 |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战略 | |
战略时限 | 1949~1956年 | 1957~1977年 | 1978~2020年 |
| 战略思想 | 过渡时期总路线:优先发展重工业 |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四个现 代化”战略思想的形成与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三步走”发展战略，实现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
——摘编自孔祥利《新中国成立 7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的演进与探索》
围绕“经济发展战略和社会变革”从上表中选取一个或几个阶段,自拟论题并加以解读。(要求:论题明确,时段清晰,紧扣主题,史实准确,持论有据。)
材料 与亚非其它三大古文明相比，中华文明的起源不能算是最早的，但中华文明是唯一的从未中断过的文明。今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就是那创造古老文明的先民之后裔，在这片土地上是同一种文明按照自身的逻辑演进、发展，并一直延续下来。同时，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显示了巨大的凝聚力，不仅没有中断，也没有分裂；只有新的文明因素增加进来，而没有甚么文明的因素分离出去成为另一种独立的文明。
——摘编自袁行沛主编《中华文明史》
请结合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就材料中某一观点展开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 1935年，胡焕庸先生提出了“瑷珲（今黑河）——腾冲线”（即“胡焕庸线”）概念。他通过调查统计数据揭示出当时中国人口分布的巨大差异，即东侧半壁约40%的国土上集中了90%以上人口，西侧半壁约60%的国土上居住的人口却不足10%。
有学者认为“胡焕庸线”还是一条文明分界线：“它的东部，是农耕的、宗法的、科举的、儒教的……是大多数人理解的传统中国;而它的西部，则是或游牧或狩猎，是部族的、血缘的、有着多元信仰和生活方式的非儒教中国。”两千多年来，“胡焕庸线”是活动的，时进时退，南北、东西有很大的“摆动”。甚至可以说，“胡焕庸线”的进退及其两侧古来不断发生的冲突与交往，是中国、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及表现。
——摘编自中国新闻社《中国式现代化如何破解“胡焕庸线”难题?》
根据材料，从文明的视角围绕“胡焕庸线”提炼一个观点，结合中国古代史予以说明。（要求：观点明确，史实正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