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解读史料，获得历史认识，探寻史料表象背后的意蕴，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下表为不同史料所载关于唐太宗的评价。
出处 | 评价 |
《贞观政要》 | 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
明宪宗 | “三代而后，治功莫盛于唐，而唐三百年间，尤莫若贞观之盛。”“其济世康民，伟有成烈，卓乎不可及已。所可惜者，正心修身，有愧于二帝三王之道，而治未纯也。然而嘉尚之者，以其可为行远登高之助也。” |
王夫之 | “圣人坚揽定趾以救天地之祸，非大反孤秦、陋宋之为不得延，固以天下为神器，毋凝滞而尽私之。故易曰：‘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财。’非与于贞观之道者，亦安足以穷其辞哉！天地之产，聪明材勇，物力丰犀，势足资中区而给其卫。圣人官府之，公天下而私存，因天下用而用天下。故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王者无私以一人治天下’，此之谓也。” |
| 成本俊《民族英雄唐太宗之精神及其事业》（1934年） | 汉族之衰微，国威之不振，于是扫荡群雄，拯斯民于水火，大张挞伐，扬国威于域外，则有待于民族英雄唐太宗之崛起焉。成盖世绝伦之英雄，实太宗具卓然特立崇高伟大之精神，有以致之。 |
退想斋日记
（日记的作者刘大鹏，山西太原人，生在清末。和当时的知识分子一样，作者幼年读四书五经求取功名。1884年中举，后又三次参加会试，未中。一生没有做过官吏，基本上生活在晋中农村。）
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六日（1903年2月23日）
所到之处，人心莫不思乱，每闻人谈论，动辄曰：世道如此，不若大乱之好也。虽系愤激之言，究见人心离散矣。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六日（1903年12月24日）
现在正太铁路之工已开，迨至工已告竣，铁路成而轮车通，矿务大兴，取煤取铁，其势纷如，三晋人民非但不能安枕而卧，且必受夷人之凌辱，即欲逃避而莫能矣。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904年1月8日）
当此之时，四民失业者多，士为四民之首，现在穷困者十之七、八，故凡为聪慧子弟悉为商贾，不令读书。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三日（1905年9月11日）
现在出洋留学者纷纷，毕业而归即授职为官，其学孔孟之道并一切词章家，俱指为顽固党，屏之黜之，近又停止乡、会、小考等试，世道亦可见矣。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日（1907年3月4日）
人心不正，莫甚于斯时。至学堂之学生，尤不正之至者矣。学生所学，一以西人之学为宗旨，无父无君，皆习为固然，故入革命党者十之八九，时局不甚可畏哉！
——摘自刘大鹏《退想斋日记》
提取材料信息，说明上述材料对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变迁有哪些史料价值。
叶圣陶日记（节选，农历1911年十一月—十二月初）
辛亥年十一月二十日
近日割辫甚多。校中学生殆已割尽。然亦有一般人冥顽不灵，牢种奴性，死留此一条亡国之纪念物。自命为不肯与世推移者。
十一月二十四日
鄂江战事现正在停战时期之中，而北方又有遣使来议和之事。夫停战议和本须有不得已之势，现双方立于反对之地位，非战争不可以解决者也。且在民军之初意，非欲成一大民主国乎？则北虏未去，民主国未完全，何可和也？
十二月初七日
傍晚出《民国报》第二期阅之。既更阅《民报》。
我国革命之首倡者实推孙中山，昨日由美抵沪，沪上人士均喜跃如狂。
近日军饷非常缺乏，我校中同学可排演新剧，得资助饷。虽一粟之于沧海，然心可少慰矣。于闻之大喜，即欲编辑脚本，用时事而寓劝化之意。在苏演数日，更可周历各乡，可以广教育，可以集多金。
十二月初十日
选举总统一事为历史所未有，亦民国之光荣。街头巷角，高竖五色之国旗，而各学校亦停课一日焉。
十二月十二日
有浙军十数人，持剪刀行，途次见有辫者，辄剪去之。被剪者已数十人。愿为辫子作忠臣者多趋避焉。
——摘编自叶圣陶（1894—1988）日记《辛亥革命前后》
提取材料信息，说明上述材料对研究20世纪初辛亥革命有哪些史料价值
材料 包拯在知谏院等任内，多次提醒宋仁宗：“临决大政，信任正人。赏者必当其功，不可以恩进，罚者必当其罪，不可以幸免。邪佞者虽近必黜，忠直者虽远必收。况幅员至广，官吏至众，黩货暴政，十有六七；若不急于用人，以革其弊，亦朝廷之深忧。”包拯认为，宰相必须是“能尽心救天下之弊，敢当天下之任者”；御史府是“朝廷纪纲之地，为王耳目之司，必在得人，方为称职，自非端劲特立之士，不当轻授”；“夫转运使、提点刑狱，在乎察官吏之能否，辨狱讼之冤滥，以至生民利病、财赋出入，莫不莅焉。事权至重，责任尤剧，设非其人，则一路受蔽”；“盖刺史、县令，耳目接于民事，惨舒攸系”；“如州县之职不举，按察之吏又不以闻，则朝廷无由而知，是一方之民有终无告者矣”。
——摘编自董伯庸《试论包拯关于整顿吏治的主张》
提取材料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包拯奏疏对研究宋代政治的史料价值。
材料一 岁戊申（公元1608年，明万历三十六年），江以南大水，无麦禾，欲以树艺佐其急，且备异日也，有言闽、越之利甘薯者，客莆田徐生为予三致其种，种之，生且蕃，略无异彼土。庶几载橘逾淮弗为枳矣。余不敢以麋鹿自封也，欲遍布之，恐不可户说，辄以是疏先焉。
——（明）徐光启《甘薯疏序》
材料二 番薯种出海外吕宋（今菲律宾）。明万历间，闽人陈振龙贸易其地，得藤苗及栽种之法入中国。值闽中旱饥，振龙子经纶白于巡抚金学曾令试为种时，大有收获，可充谷食之半。自是硗确（坚硬不肥沃）之地遍行栽播。
——（清）陈世元《金薯传习录》
注：《金薯传习录》是一部引种、推广、种植和传播甘薯的农业科学史料汇编。
在探究“明代甘薯传入中国”这一问题时，你认为应该如何辨析和使用上面的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