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中国原始社会，先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同时口耳相授，传颂着一些故事，可以说是历史的源泉。商代出现了史官，但史官起初并不是专司记事，而首先是负责主持祭祀，占卜吉凶，沟通神与王的意志。东汉班固编撰《汉书·艺文志》将史书著录于《六艺略》“春秋家”，以史附从于经，但东汉后期，史籍大量涌现，史书种类增多，史学日益受到社会重视，朝廷设立史官和史馆，目录中也列出了史部。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对民族关系和中外交流情况的记载有所突出。隋唐以来，统治集团的历史意识进一步强化，魏晋以来的私人修史势头受到扼制，官修史书成就明显，史学理论建设得到新突破。……明清时期，史学一方面呈现因循保守的气息，另一方面又因时代新因素出现不少具有批判精神的优秀作品。近代史学受社会局势变化的影响，更加强调经世致用功能，在发扬传统学术的精华与接受西方新学理的基础上焕发新生机。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
材料二 进入20世纪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烽火、俄国革命的震撼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动摇了传统史学的地位，新史学在逐步兴起。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主张对历史学的性质、功能、意义进行反思，主张深入理解历史认识本身。由此，对历史知识的研究代替了对历史现象的研究，对历史学的探讨和解释代替了对历史过程的探讨和解释。对西方传统史学的挑战还来自史学研究本身，传统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上层统治者和精英人物以及他们的活动。这样就把研究范围主要局限于政治史，而把经济、社会、文化等丰富内容以及人民群众的作用抛开了。不仅如此，传统史学还忽视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交融和渗透。对传统史学的这种局限性，早在18世纪（如伏尔泰）、19世纪（如布克哈特）就有突破的努力。但真正形成突破的是20世纪初以后新史学的兴起。
——摘编自张广智《西方史学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特点，并说明近代中国史学发展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西方传统史学相比，20世纪西方新史学发展的不同，并根据材料一、二指出影响史学发展的要素。
①口述史料是来自当事人或亲历者的口述回忆
②口述史料往往带有个人主观成分，需要甄别
③该口述史料记录了一些历史事件背景下普通人的经历
④该口述史料准确反映出不同时期农民群体的整体风貌
| A．①②③ | B．①②④ | C．①③④ | D．②③④ |
材料一 希罗多德所处的希腊时代，只有《荷马史诗》、希西阿德的史诗《田功农时》等几部著作可供参考，希罗多德写历史的原则是∶“至于我个人，则在这全部历史中，我的规则是我不管人们告诉我什么，都把它记录下来。”他在《历史》中表明∶“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之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他运用大量地理学知识描绘希腊、波斯等地特征，并且以理性眼光探究希波战争，试图找出这场战争的产生和结束的原因。
材料二 在浩如烟渺的书面材料中，司马迁所采用的是运用“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原则，对文献进行考而后信，信而后用。在对人物的评判上，对忠臣良将，司马迁的态度是赞扬肯定的，在写“将相和”时，他描写蔺相如的机智宽容，使读者对蔺相如产生敬仰之情，进而达到劝善的目的。对酷吏乱臣，司马迁详细写下他们的残酷苛刻，对他们的贬斥倾向自然流霉。司马迁创立以写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写屈原，司马迁倾尽全力，因自己的悲剧命运而与屈原产生共鸣，人们往往能在屈原身上看到司马迁的不平之气。
——摘编自雷晓斌《司马迁的《史记》和希罗多德的《历史》的比较研究》
阅读材料一、材料二，比较该作者认为希罗多德《历史》和司马迁《史记》写作的不同之处。材料一 明代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是科举考试，规定以八股文取士，专取四书五经命题考试。文官考核制度严密，考满是对所有官吏全面的考核，决定其升、留、降。考察主要对贪、酷等需要加以行政处理的官吏的审查，治绩特别优异的可以免于考察，在考察后被罢免的永不录用。明代颁布实施了一系列单独的监察法规，体系严密，强调“刑用重典”的立法思想，各项处罚较之唐、宋、元三朝更为严苛。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处理特别严格，一是对皇帝不忠顺，二是贪污。
——摘编自梁山中《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与立法及其积极意义》等
材料二 西方绝大多数文官都通过公开的竞争考试，政府任何一级文官职位，都要向成绩优秀者开放。法律规定，文官必须忠于国家与政府，严守机密，不得参与任何商业性的盈利活动，不得参加党派活动或竞选等。文官按工作成绩逐年提升，实行职位的常任制，只要没有过失，就可以终身任职。文官考核全面、详细，英国的考核包括工作知识、人格性情、行为道德等10个方面。
——摘编自李海龙《试析中西方公务员制度比较》
(1)阅读材料，概括明朝官员的选拔和管理与西方公务员制度的异同。
(2)结合所学，简析导致上述不同的原因。
材料一春秋战国时期，私人藏书兴起。《庄子》记载“惠施（名家代表人物）多方，其书五车”，孔子“藏书于周室”。《汉书》记载：孔子晚年整理典籍，创立了“为之作序”、“言其作意”的文献整理方法。《墨子》记载“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韩非子》记载“今境内之民……藏孙（武）吴（起）之书者家有之”。
材料二隋朝的私人藏书以许善心、柳辩二人最为著名，他们都藏书近万卷。唐朝的藏：书种类包罗万象，藏书万卷以上者近20人。隋唐藏书家还参用自己的藏书进行目录编纂工作。
——摘编自吴修琴《中国古代私人藏书发展述略》等
材料三在目录学领域，私人藏书目录一直是重要的研究材料来源之一。很多的学术典籍虽失传于政府书库馆阁之间，却往往可以在私人藏书中一窥堂奥，因此不少私人藏书目录成为后世国史编纂的重要参考。
——乔楚《古代私人藏书目录与政府藏书目录书写原则比较》
(1)阅读材料一、材料二，指出隋唐私人藏书与春秋战国私人藏书的差异，并分析推动这两个时期私人藏书发展的历史原因。(2)结合上述三则材料和所学，分析古代私人藏书的文化价值。
材料一 《周礼·考工记》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最为系统的城市规划理论文献，其成书年代大致为春秋战国时期。关于王城布局，该文献提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材料二 周公是兴周灭商﹑辅佐成王和创立周代礼乐制度的元老重臣，其封国为鲁。根据考古发现，周代鲁城布局如下表。
| 形态特征 | 考古实测资料 |
| 长宽 | 东西约9里，南北约7里 |
| 城门 | 已发现南面2门，东、北、西各3门 |
| 道路 | 东西、南北向各有五条干道 |
| 核心功能布局 | 宫庙居中，面朝后市，居民区居东，墓地居西 |
(2)阅读材料，结合所学，概述周代鲁城考古发现的价值。
材料一 人们称赞《史记》所述“不虚美，不隐恶，其文直，其事核，故谓之实录”。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撰写《史通》一书，专设《直书》一篇，盛赞史学史上那些敢于秉笔直书的史学家。但这并非史学家的最终目的。司马迁作纪传体通史《史记》，为的是“述往事，思来者”，司马光作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目的在于希望统治者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当历代鼎革之际，继起的皇朝都十分重视修纂前朝历史，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不例外，以此作为朝政大事。元朝至正三年（1343），即诏令纂修宋、辽、金三史。清朝入关第二年，顺治二年（1645），即下诏修明史。他们把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作为学习的榜样，自称是炎黄以来“治统”和孔子以来“道统”的继承者。
——摘编自瞿林东《中国史学：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材料二 中国文化与外民族文化系统的交流中，也传递出独有的“智慧之光”，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公元8世纪前后东亚国家对中国文化的大规模移植与受容，将东亚国家与中国在语言文字、思想意识、社会组织、物质文明上连成一气，形成一个在地理上以中国本土为中心，在文化上以中国文化为轴心的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仅惠及近邻东亚文化圈内，而且对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世界的文化也影响甚巨。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三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出现了一批介绍外国史地的著作，如《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随着对外部世界了解逐渐增多，外交史和各国史地也成为史学研究重点之一。一方面，清官方也开始关注外交史，《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以后又有《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等几部书，就是官方主持修撰的大型中外交涉历史的资料汇编。另一方面，一批出使国外的大臣在以日记形式详细记载外交事务的同时，还对所出使国的地理风貌、人文历史进行考察，留下了丰富记载，如王韬的《法国志略》《普法战事》，薛福成的《续瀛环志略》等。
——摘编自刘俐娜《晚清的史学发展与变革》
(1)依据材料一，归纳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优良传统。(2)依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简述8世纪前后中国文化是如何惠及东亚文化圈的？
(3)依据材料三，说明鸦片战争后中国史学研究的新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人类学家发现，“大洪水”是世界多个民族的共同传说。《山海经·海内经》中有“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岛”。大禹治水的故事在中国广为流传。
顾颉刚是“古史辨”派的创始人，王国维以实物材料研究古史所取得的成就对他产生深刻的影响。1923年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顾颉刚先生认为在甲骨文中并没有出现“禹”这个字，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对“禹”的定义是“禹，虫也”，因此，“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
遂公盨【xǔ2002年在海外文物市场上被偶然发现】是西周中期遂国的某一代国君所铸的青铜礼器。内底铭文10行98字。首句的“天命禹敷土，随山壑川（天命禹平治水土，凿山以疏流）”是目前所知关于大禹治水的最早记录。
北宋沈括言“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太半皆童（光秃秃）矣”。“除河北备边之外，民力可用者惟东至登、莱（山东地区）西至秦、凤（陕西地区），南抵淮泗（淮河流域）而已。此数十州者，中土之根本，不可不惜也”。两宋时期的北方局面，使无论是北宋的“引黄北流”的治河方案还是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的“以水代兵”的军事防御方案，都未取得有利民生的结果。
——摘引自郑学檬《简明中国经济通史》
自至元元年（1264年）起的近20年间，黄河以北的各路府州都有大水记载。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河北河南廉访司报告说“大抵黄河卧槽之时水势似缓，观之不足为害。一遇霖潦，湍浪迅猛。自孟津以东，土性疏薄，兼带沙卤，又失导泄之方，崩溃决溢可翘足而待”。元代运河走向与黄河夺淮正好是互相交叉，如何使黄河泛滥不影响到运河，这非常重要。
——摘引自韩茂莉《一条河贯穿了一个文明的进程-黄河历史上的六次改道》
(1)人类最早的文明出现于西亚、北非。说出两地古代文明的相似处。
(2)利用上述材料，说出你对“大禹治水”的理解。如何看待“古史辨”派提出研究东周以前的历史“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
(3)依据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黄河泛滥改道的原因。为什么说“河运”关乎“国运”。
材料一 1949年12月28日，法国总统奥里奥尔表示：“我认为这件事（承认新中国）是不可避免的，不能等人家来逼着我们承认。”就在法国政府内部主张承认中共政权的意见趋于一致，并准备采取相应行动时，美国开始对法国直接施加压力。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更是表示：“美国国务院坚决反对法国承认共产党中国的想法……如果法国坚持这个想法，美国国务院可以改变其在印度支那事务上的态度。”当时法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对美国严重依赖，尤其是期待美国维持对法国从事印度支那战争的军事物资支持，再加上中国政府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相互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法国决定暂时放弃对承认新中国的考虑。
——摘编自黄庆华《中法建交始末——20世纪40~60年代的中法关系》
材料二 1964年法国总统戴高乐冲破重重阻力，以无比果敢的政治气魄，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而法方这一愿望也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积极回应。在双方共同努力和积极推动下，中法建交公报于1964年1月27日正式公布。中法建交轰动世界，法国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从而打破了西方对中国长期以来的政治和外交封锁。
——沈孝泉《中法建交50年：在大国关系中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
材料三 中法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随波逐流，不随风起舞，积极倡导和致力于多边主义、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
——习近平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1)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简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及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中法建交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