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自夏朝以来,就有了庠、序、校和学等教育机关。“学在官府”，只有奴隶主子弟能入学校学习，而劳动人民子弟只能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跟长辈学习一些为人之道和生产劳动的知识与技能。但到了孔子的时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都在下移，这就为私人办学提供了机会。孔子在创办私学的职业生涯中，其弟子来自鲁、齐、晋、宋、陈、蔡、秦、楚等不同国度，吸收了被中原人视为“蛮夷之邦”的楚国人公孙龙和秦商入学，孔子弟子中有来自贵族阶层的南官敬叔、司马牛、孟懿子，但更多的是来自平民家庭的颜回、曾参、闵子骞、仲弓、子路、子张、子夏、公冶长、子贡等。

——据《中国古代教育史》

材料二：古代儿童启蒙读本有这样的内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据《中国古代教育研究》

材料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这是我国古代教育的真实写照。这一情况在19世纪60年代因新式学堂的出现有所改观，当时的学校开设有外语翻译、轮船驾驶、天文、测算、行军布阵等课程，特别是1904年清政府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更是规定了学校教育中几何代数、植物动物、理化、法制理财、体操等课程的课时，在中学堂180个课时中，读经讲经以45课时居于榜首。

——据《中国近代教育史》

材料四：恢复高考以来高校招生统计图表

材料一   宋徽宗赵佶倡导“治病良法，仁政先务”，宋前期的中书门下和元丰改制后的三省六部作为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主要负责疫情的分析判断、政策制定、组织协调与文书下达，以及信息渠道的沟通与保障等。翰林医官院作为中央最高医疗兼行政管理机构，全面负责疫病流行期间派医、巡诊、赐药和救治病人等。尚书省和剂局负责制造各类药物。医学机构、临时医院和慈善机构，成为国家防疫取得成效的制度保障和关键所在。宋代地方政府有关医学的职能也有所扩大，防治疫病、推广医书、发展州县医学教育和打击巫术等成为地方官吏的重要职责之一。地方乡绅、医学家、僧人、道士和普通民众等社会民众力量，在宋代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了辅助性作用，尤其在自然灾害和疫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广大乡村地区，地方乡绅、民间医学家和宗教人士等建立的救助机构，救济活动更为直接，效果也较为明显。

——韩毅研究员的《瘟疫来了：宋朝如何应对流行病》

材料二   19世纪前期英国公共卫生状况恶化的一个原因就是沿袭中世纪的地方政府管理模式与工业社会的要求相脱节。在19世纪之前，英国的公共卫生管理一直处于地方层面，由地方当局进行管理，受自由放任思想的影响，国家和中央不插手地方事务。在1835年立法中，中央政府已经感觉到有必要对地方政府结构进行重组以使他们能够应付“低层政治’的挑战，他们希望完善“二元政体“结构，以处理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成堆难题。于是，通过公共卫生立法，英国在中央建立了专门的中央卫生机构。“到19世纪中期，“应该”这样试验性的规定渐渐出现在卫生立法中：1848年《公共卫生法案》的第10部分，在不卫生的地区赋予这个法案强制力，但是这个法案只包含权力，而不包含义务，在付诸实践时没有义务做任何事情。然而，1866年《卫生法案》的第49部分‘卫生立法的语法需要强制性语气的功效。”

——张丽丽《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立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