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分析近代中国如何抵御、反抗作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不断扩张、殖民，维系国家统一与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就是近代中国如何吸收、借鉴各种现代性因素，将其内化为中国自身的积极因素，进行国家建设，寻找富强之道的历史；就是在不断变化的内外形势下，形塑新的政治实践主体，破除各种政治、社会与文化压迫，探索具有普遍意义的平等与解放的历史；更是在古今中西纠缠不清的情况下，思考中国文化存续与更生的历史。简单说来，以文明叙事凸显中国近代史演进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中华文化的历史厚度与德性品质；以富强叙事彰显中国近代史上大多数集团、群体、力量参与历史活动时的普遍心理共性与共同诉求；以阶级叙事呈现中国近代史上所面临的基本困境，以及真正能解决这些困境的历史力量与历史过程，并从中总结值得后人珍视的历史经验。

——摘编自王锐《关于中国近代史叙事问题的思考：合富强叙事、阶级叙事、文明叙事为一》

材料一   自明中期以后，黄河、淮河流域水患频发。为此，明廷开始设立“总理河道”一职，全权负责黄淮事宜，各地文武官员均受其节制。明代河防所需费用主要是政府负担，也自地方民间摊派筹措，河工民夫多出自徭役，按地亩征发民夫。明代总河由朝廷直接委任，视其治河成效决定升迁去留。总河离任前，可以推荐一批熟悉河务、勤勉能干的官员，使之受到封赏或优先补缺升迁。最迟在明末就有了具体的河防失职官员处罚条例，崇祯年间的总河周鼎被流放，依据的就是“故决河条例”。

——摘编自《明清时期黄淮河防管理体系研究》等

材料二   1950年10月，《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明确了治理淮河的方针：“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为了统一治淮工程的领导，中央人民政府筹组治淮委员会，负责规划和领导淮河流域的水利工作。同年11月，第一期治淮工程正式开始。润河集分水闸是控制整个淮河干流洪水的关键，其所需要的钢铁闸门及机件，由上海140余家工厂制造并在一个半月内赶制完成。治淮工程遍及河南、皖北、苏北的48个县，来自全国各地参加建设的工程技术人员在1万人以上。这些工程在当年的抗洪排水中就发挥了一定作用。1951年11月，治淮第二期工程开工后，河南、安徽、江苏三地政府调集大量民工投入到淮河各处工地。治淮民工普遍开展了劳动竞赛运动，并在竞赛中改进施工方法和提高劳动效率。1952年7月，治淮工程基本完成。这些工程拦蓄的洪水灌溉了大量农田，使淮河流域连续获得丰收，淮河干支流的航运事业的发展也加强了物资交流。

——摘编自王瑞芳《从点到面：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淮河治理》

材料   现代化——近现代中国历史演变的主轴，也是各种复杂表象下潜藏的历史底蕴。美国学者布莱克指出，现代化发展必然经历以下四个阶段；第一，现代性的挑战——现代观念和制度，现代化拥护者的出现，这一切使社会在传统知识范围内遇到最初的对抗；第二，现代化领导的稳固——权力从传统领袖向现代领袖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尖锐的革命斗争通常可达数代人之久；第三，经济和社会的转型——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达到这一程度：社会从以农村和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转向以城市和工业为主的生活方式；第四，社会整合——经济和社会转型导致整个社会基本结构的转型。当然，就中国这类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而言，我们可以将布菜克假设的四个阶段概括为两大环节：第一环节，在迎接现代性挑战的背景下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第二环节，进行民主国家建构，以国家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向现代文明的结构转型。

——摘编自叶麒麟《从民族国家建构到民主国家建构——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主题的嬗变透析》

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史学工作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做了再评价。他们把王安石变法置于宋代特定的封建时代的历史环境中，指出王安石的新法代表着地主阶级的利益，在维护宋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同时，还推动了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至20世纪80年代，私有制取得了一定的合法性。研究者批评青苗法、免役法、市役法等抑制兼并的措施“实质上是国家运用政权力量来排斥一般兼并而自为兼并”，“表现为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强权干预”，变法“对民间工商业发展极为不利”。进入21世纪以来，对王安石变法评价的最大变化，即已走出非此即彼的评价模式，如理解王安石要做什么，“一是使国家财政运转合理化：二是取代兼并之家的垄断地位”，使财政合理化的关键在于把“钱放在国家与经济之间关系的中心位置”，多角度地对王安石变法进行分析。

——摘编自李华瑞《近二十年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