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开始，到1851年，英国花了92年的时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城市人口超过总人口50%的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经济学家保尔·芒图说，正是大批农村闲置劳动力的涌入，大工业的发展才成为可能，而大工业的发展又加速了农村人口流动和迁移，两者密切联系，互为因果，形成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推拉力机制从17世纪到20世纪初，英国政府对社会领域进行不断探索，以实现城市社会管理，从济贫法到社会保险的一系列社会立法，提高了城市的凝聚力。

——摘编自唐庆《近代英国农村人口的迁移与城市化》

材料二   “农民工”指的是虽然身份是农民，但主要在城镇从事二、三产业工作的人。农民工身份是农民，职业是工人，是特殊的社会群体。中共中央于1984年发布一号文件，规定准许农民自筹资金、自理口粮，进入城镇务工经商，此文件可谓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变动的一个标志，自此，农民工开始大量涌进城市。201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是28836万人，其中，在本地就业的农民工11570万人，外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17266万人。

——摘编自徐胜兰《生计与发展——浅析农民工进城的“推力”》

材料一   伦敦绿带政策是在英国的城市化基本完成时才出台的。1942〜1944年，艾比克隆比主 持编制了著名的英国大伦敦规划。该方案在以伦敦为中心半径约为48公里的范围内，由内 到外划分了四层地域环：内城环、近郊环、绿带环和外层农业环。其规划的中心思想就是通 过绿带限制主城区的无限扩张，通过发展城市远郊区的卫星城镇，以分散中心城市的人口和 开发压力。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时的伦敦城区在不断蔓延，而城市蔓延在严格意义上 说是由郊区化引发的，即在城市化后期，由于交通运输的革命，英国开始出现郊区化的趋势， 主要表现为大城市人口从城市中心地区外移，这一趋势最明显的地区是伦敦商业中心区及 其毗邻地区。也就是说,英国绿带政策所要控制的是由郊区化所引发的城市扩张，在19世 纪后半期，郊区化已经使得伦敦商业中心区急剧衰落。

——摘编自谢欣梅《北京、伦敦、首尔绿带政策及城市化背景对比》

材料二   近代开埠通商后，天津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天津由“扼六路之中心，当九河之尾间， 外通洋海",逐步变成了列强向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倾销工业制成品并掠夺原料的跳板。天津 的辐射能力和吸引能力向更广远的区域延伸，水陆交通的便利使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省 均成为天津这一城市的直接经济腹地。20世纪20年代中期，天津更成为“满、蒙、直、豫、 山、陕、甘、新物产之总出纳地，世界货殖之一大灌输场"。以河北为例，据1933年河北商品 陈列所检查，在全省存在小麦外销的36个县中，有3个县向北京供应小麦，13个县供应给 天津，11个县同时供应给京、津。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天津贸易区域北控直隶全省及 内外蒙古；西连山西、陕西、甘肃、新疆；南至河南、山东之北部，除上海外，无与伦比"。凭借 着200多万平方公里的贸易区域总面积，天津成为全国第二大经济区域、北方的经济中心。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地区成为“天津城市”的“乡村地带。天津城乡体系的涵盖范围和隶属 层次大大提升。

——摘编自任吉东《近代城市化进程下的华北城乡变局——以天津、保定、唐山、石家庄 为例》

材料一   大工厂，特别是从蒸汽机开始代替水力发动机的时候起，越来越多地开设在那里（曼彻斯特）。据一个同时代的人说，在1786年，人们仅看到一个烟囱，即阿克赖特纱厂的烟囱是立在屋上。十五年后，曼彻斯特约有五十个纱厂，大多数都拥有蒸汽机。那些赶忙建筑起来的、太小而不够人口居住的工人棚屋绵延在纱厂的周国，几乎把旧城围绕起来。……在城市的最外面东南方，不久也建筑起一些四周围有花园的漂亮别墅，那里住着新的贵族，棉业豪富。

——【法】保尔·芒图著《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

材料二   解放初期，大城市寥寥无几，1949年在132个城市中100万人口以上城市仅有10个，占7．6%。2008年在655个城市中，市区总人口100万以上人口城市达122个，占18．6%。内地一批新兴工业城市的涌现，到1978年底东、中、西部地区城市人口的比例由1957年的1:0．46:0．18变为1:0．69:0．33。一些区域具有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形成了城市发展相对集中的城市群或都市圈。200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15781元，比1949年增长157．8倍，扣除同期价格变动因素，实际增长18,5倍，平均每年递增5．2%。2008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地区生产总值186279．5亿元，占全国GDP的比重达62%，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000亿元的城市43个。

——摘编自《新中国60周年系列报告之十：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日新月异》

材料一   如果对宋朝首都东京和唐朝首都长安加以分析比较，就可以发现唐宋间的巨大社会变革。唐长安是一个棋盘状封团结构，纵横交错的街道形成许多由围墙封闭起来的居民区和商业区。开封城街巷结构截然不同于长安，繁华的街市上酒楼林立，茶坊、瓦子等连成一片，形成昼夜喧阗的商业长廊。当时开封以经商为业的有二万多户，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品琳琅满目。随着商业的繁荣，金属货币难以满足需求，宋仁宗时期在开封设交子务，负责面向全国的发行事宜。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的形成与发展，成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上海作为新兴城市的排头兵，开埠前只是一个普通县城。开埠后，上海很快打破广州外贸垄断地位，成为联结内地和国内外市场的国际大都会。至清末，上海各类各级新式学堂249所，集中了全国工厂的48.7％。这一时期，租界内林立的西式洋楼、洋行、银行、教堂、影剧院、工厂与西餐馆等成为上海城市近代化的显著象征。租界畸形繁荣成为新上海的主体，相比之下传统旧城发展则明显缓慢下来。上海发展中租界与华界的强烈对比，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半殖民地性质的典型代表。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晚清民国卷》

材料一   19世纪60年代后，中国新的城市化趋势出现。“产业上之原因，此为近代都市发达最大之原因，如天津、上海、汉口皆是。此等都市在数十年前，始是无人过问之地，而因工商业关系，遂促成今日之发达，而其他在工商业上不甚重要位置的通道大邑则日渐衰落”。另外广州、重庆、福州、宁波、厦门、烟台、青岛等在前近代时期基本上都只是一些中小规模的城市，也成为新兴的近代工商业城市。与此密切相关，国内还逐步形成了若干主要进行对外贸易的市场区，围绕这些市场区的中心城市，又产生了一批二级城市。

——摘编自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

材料二   1949年至1952年三年间，全国市镇人口从5765万增加到7163万，市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从10.6%上升到12.5%.城市职工总数从1952年的1603万增加到1957年底的3101万。这当中包括几百万由城镇个体劳动者转变而来的职工，但仍有至少几百万农业劳动力进入工厂和矿山就业。这些进城农民大多数是国家计划招来的，也有不少农民自发进入市镇谋业被城镇企业接纳。

——摘编自肖冬连著《中国二元社会结构形成的历史考察》

材料一   在城市，人流汹涌：穿着工装裤的马车夫与人力车夫、穿着西装或传统学者长袍的银行家与教授、艺人、工匠、妓女、学生、僧尼、外国商人与传教士男女、饭店侍应生、路边小贩、各式店员、骗子、乞丐、士兵、乡间骚乱涌来的一波波难民，以及大体上每一种职业与时尚的追随者。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许多公园被建造起来，居民花费不多即可游玩。北京尤其幸运，因为在1912年后，绝大部分旧日的皇家寺庙与园林都变成了公园。公园、饭店乃至澡堂等，都成为用来谋划示威游行、达成政治交易以及举行集会的场所。

——摘编自【美】沙培德著《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材料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取消城市人民公社，恢复为街道办事处与居民委员会。1980年国家颁布实施了有关街居制的4个法规；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城市设立居民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1989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居民委员会向居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居民会议由18周岁以上的居民组成，凡涉及全体居民利益的主要问题，都要经过居民会议讨论决定。

——摘编自陈辉《新中国成立60年来城市基层治理的结构与变迁》

材料一   14～15 世纪的英国，由于生产力相对低下，疾病和瘟疫严重困扰着英国人口发展，致使英国人口呈长周期衰落。18世纪初，英国的人口出生率为32%，1851～1855年平均每年仍达33. 9%。与此同时，新生婴儿的死亡率下降十分明显。1749～1759 年，英国出生在医院的新生儿的死亡率为1/15，1799～1800年下降到1/118。 上述状况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提高。18 世纪中期以前，东南部和伦敦因其自身自然经济条件优越而人口发展最快、密度对大、数量最多，18世纪中期以后，作为英国重要产业棉纺和煤炭钢铁工业迅速在英国西北崛起，人口的重心也随之由东南向西北转移。据统计，1696 年，英国农村人口约占总人数的3/4，而到1831年，包括地主、农场主、自耕农和雇工，还不到全国总户数的30%。随着人口的集中，一大批大城市迅速崛起。

——摘编自黄光耀《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口发展的特点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材料二   自1842 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英、法、美、日等列强在中国共设立商埠92处，在23个城市开辟了租界和租界地。通商口岸城市仅占城市总数的1.6%，而人口却占城市总人口的28%。外国学者曾估计说:“1853年，上海租界内住有中国人约500名，自1853～1854年间，因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发生战争，逃难移入租界的人数激增。紧接着太平军来攻，1860年租界人口一跃而达30万人。20 世纪初，浙江农业歉收，“省城骤添数万人”。近代中国，农业过剩人口既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直接后果，也不可能被工业部门所吸收，这种矛盾发展的直接后果，非但不能解决农业相对过剩人口问题，反而使城市失业问题更加尖锐化。

——摘编自行龙《人口因素与中国的近代化》

材料一   英国部分法律制定的时间和主要内容：

——根据【英】K.J.巴顿《城市经济学）整理

材料二   19世纪末，英国社会改革先驱人物查尔斯.布恩和西本.朗特里等在英国域市中做了大量社会调查，反映了城市中贫困、失业、低工资和疾病的真实状况，并提出了救治的对策。1942年，被誉为一福利国家之父”的威廉。贝弗里奇发表了（社会保险及关联报告），提出消灭“贫穷、疾病、懒散、无知、肮脏”等社会问题，主张建立以医疗保健和国民教育为核心的全国性社会保险制度。二战后，那些用于集体消费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包括了土地、道路、下水道、饮用水、电、煤气等，也包括了规划、警察、消防、卫生、教育、住房和社会福利

——根据王章辉、黄柯可（欧美农村城市化的转移与城市化）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