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之一。在灾害面前，政府承担起抗灾救灾的重要责任，建立起了一整套抗御各种灾难的政策和措施，至今仍然行之有效。

材料一   通常情况下，地方遇到大的水旱灾害之际，皇帝通常会和宰相等高官商议对策，并颁布诏令，指示地方采取蠲（juān免除赋税）免、赈济等具体的措施来对灾区进行救济。为更好地指导地方救灾，唐朝皇帝还多次派遣使臣以宣抚使、赈给使名义亲临灾区，勘查灾情，临机指挥救灾。对于那些在地方救灾过程中处置得当，表现突出的官员予以褒奖，而对于那些弄虚作假，无所作为的官员给予严惩。另外，多数皇帝还会下诏反省和检讨自己的过失，并采取避正殿、减膳撤乐、虑囚、求言等禳灾措施来应对自然灾害的发生，虽然这些举措对于灾民没有物质上的帮助，但对于修明政风、缓和灾区社会矛盾、增强灾民生存的自信心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毛阳光《唐代灾害救济实效再探讨》

材料二   面临1929年全国范围的水灾，国民政府向社会发行赈灾公债1000万元，年息8厘，基金由中央银行保管，1938年12月偿清本息。在1931年江淮大水期间，国民政府特设救济水灾委员会，预计以两期发行8000万元公债，年息8厘，以国税担保。除发行赈灾公债之外，也由政府向美国争取到了45万吨麦贷用于救灾。灾害发生之后，国家除承担起“救荒活命”的重任，还积极采取了疏河流、巩固防、修堵决口等措施等来进行灾后重建。

——摘编自刘方健《中国历史上的救灾思想与政策》

中西人文精神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各自的文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时至今日，中西人文精神仍熠熠生辉。

材料一   中国古代，作为国家主流思想的正统儒学，关注人与社会，关注现实现世。人类一切活动，均以人类自身的存在与人类社会的完善为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只能依赖人类自己。正统儒家否定对于超自然力量的依赖、崇拜或信仰，坚持依靠人类自身的智慧与力量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在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方面，强调从人的本性与特征出发，构建有效的规范体系与管理机制，特别注重在精神引导方面，根据人性的善恶，确定道德的主导作用。

——摘自朱勇《中国古代社会基于人文精神的道德法律共同治理》

材料二   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启蒙思潮首倡人文主义，也从此奠定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基本传统。从词源说，Humanism（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源于拉丁语Humanitas（人文的），其基本精神在于强调尊重人，以人为中心，一切为了人的利益。它的批判矛头直接指向封建意识形态、等级制度和宗教神学。17—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把人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观，出现了天赋人权论，认为人的平等、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是被君主制国家剥夺通过暴力革命来夺回它们。人本主义成为为资产阶级革命张目的政治口号。

——摘自王寒松《中西人文主义精神比较》

材料三   西方以强调个体价值为特征的人文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曾经充分发挥其积极效应，同时又引发出若干弊端；中国强调社会人格的人文传统，缺乏自发走向现代的动力，却有可能在经过现代诠释以后，为克服某些现代病提供启示。因此，不能简单对西方人文传统或中国人文传统一味褒此贬彼，而只能将它们置于历史进程中加以具体分析，并试图在现代生活实践中探索二者统合的可能性。

——摘自冯天瑜《略论中西人文精神》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几千年来通行的都是居家养老，并形成一整套的完备体系。民间社会通行的主导观念是“父母在，不远游”；因“孝”为“忠”之基础，故统治者提倡的也是以孝治天下。自隋朝开始，法律就严禁祖父母、父母在世时，子女“另立门户、分割财产、供养有缺”。在思想观念上，民众自幼就接受儒家孝道教育，元代《二十四孝》成为专对幼儿进行孝道教育的通俗读物。历朝还经常以皇帝下诏的形式旌表和奖励孝子，康乾时期还曾多次在宫中举行宴请民间老人的“千叟宴”。除此之外，宋、元、明、清时由官府举办的救助机构遍设于全国府、州、县，历代还有各种养生方法的流行。

——摘编自郭培贵《中国古代养老制度的现代启示》

材料二   中国现代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对比表

——孙贵博《中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变迁的过程与结果》

材料一   1904年地方自治章程颁布后，各地纷纷设立自治公所，一批经济力量雄厚、社会影响力较大的地方精英被选入其中，执操权柄，以上海最具有代表性。由于这批地方精英原本就是善堂、会馆、商会等组织的首领，因此，在地方自治运动兴起之后，农工商团体及慈善公益团体自然也就纳入了其自治活动的轨道。地方精英们利用手中的自治之权，竭尽心力来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扩充新的善举，以裨益于社会。他们淡出政治，关怀民生，在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之际，抱着积极的入世精神，凭借自己殷实的经济实力而致力于地方慈善事业。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地方原有的慈善机构多属传统的善堂善会，而地方自治运动则带有浓厚的近代化色彩，将传统的善堂善会纳入到地方自治运动中来，也就势必要对其进行近代化改造。随着地方自治运动规模的扩大，近代化改造的功能日趋完善，近代社会慈善事业也就渐次地得到发展。

——摘自周秋光《晚清时期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

材料二   19世纪80年代以后，德意志帝国开始推行社会保险立法，强制对所有雇佣劳动者实行“统一”和“平等”的社会保险。1883年通过了《疾病社会保险法案》，规定对全体从事工业性经济活动的工人一概实行强制性疾病社会保险，成立一个自主的管理机构，其费用由雇主担负1/3，受雇者担负2/3。后来对该法案又进行了种种修正，到1913年，有1450万人得到这种保险。1884年通过了《工伤事故保险法案》，这项保险费用全部由雇主负担，工人享受保险费用的数额依受伤轻重程度来决定，此项法案后来也做了进一步的修正。1889年通过了《老年及伤残保险法》，费用由雇主、受雇者和国家共同负担，而由官吏管理，先是规定70岁，后来改到65岁，保险者就可得到一种津贴，其数额多少以他的工作业绩而定。1911年，上述三部法律合并为统一的《社会保险法》。此外，各市政当局和私人机构在住房、公用事业、流浪工人救济和卫生保健等问题上也采取相应措施，对国家社会立法作了补充。

——摘自《19世纪末德意志帝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及原因》

材料一 河道总督，官名，清俗称“河台”     ，即主管黄河、运河或海河水系的河工行政首脑”。尽管清朝规定治河是河政官员的职责，但一旦决堤沿河州县地方官员也脱不了干系。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河政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命运是捆绑在一起的。清初，靳辅（康熙时曾任河道总督）在治河的过程中，地方政府配合的事例不少，但地方官员不配合的情形比比皆是。同时，一般治理的河段都是经常发生水灾的地方，这便导致当地居民很多逃离了家乡。正如靳辅曾说：“近募友又不能实现，若想鼓励招徕之人，旧例就是增加工食，但这样又势必会增加治河经费数十万两，这笔经费及无法筹措。”

——摘编自姬忠科《靳辅治河相关问题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首次出京就到黄河视察，并发出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周惠来多次主持会议研究治理黄河的重大问题。黄河水利委员会在中共中央治黄方针的指导下，提出了     “兴利除害，分步治理”治黄指导思想。从1950年春开始，黄河水利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治理黄河的两个阶段工作，有目的、有步骤地对黄河流域进行从治标到治本的综合治理，遏制了黄河水患，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摘编自郭书林王瑞芳《从治标到治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治理》

材料   1881年，俾斯麦意识到光靠“鞭子政策”无法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需要辅以“糖果政策”改善工人的处境。因此，德国先后制定了1883年《疾病保险法》，1884年《工伤事故保险法》扣1889年《老年保险法》。三项社会保险立法均规定了雇工与雇员的职责，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工人的权益。此后，三项保险法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到1911年，德国政府把诸多社会保险法令集合为一部法典，这部法典基本上奠定了现代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这些“湿和的手段”起到了诱使工人离开阶级斗争轨道的作用，还产生了较大的示范效应，西欧各国纷纷效仿。

——摘编自丁建定《试论近代晚期西欧各国的社会保险立法》

材料一   古代中国公共危机主要来自于灾荒。……“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和“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等贯穿于历代救荒思想之中。我国古代报灾制度始于秦汉时期，发生灾荒时，地方官吏必须如实上报灾情，逐级上报、直至中央。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认为人事能影响天意，从商代的巫术救灾，到西周开始重视灾后救助，再到春秋战国之后积极防灾减灾，体现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昂扬精神，认识到救灾成效取决于政府与社会应对是否得当，强调“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摘编自夏一雪、郭其云《我国古代公共危机应急救援的历史经验与有益启示》

材料二   近代西方国家在面对公共安全时，除了政府的积极引导外，民众个人表现出了极为突出的个体自律、自我约束和个人的主动参与。西方文化建立在科学和法律两大基础之上，这种行为文化可追溯到犹太教“摩西十诫”两千多年来对西方人的主流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的影响力。它表现为对安全规章和安全制度遵守的自觉性和自律性。人们普遍关心的是，自己是否处在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中，其心态可以描述为是一种主动的“我要安全”。日本家庭每年都进行紧急逃生演练，日本人每到一处新的环境，首先观察默记紧急出口位置。美国和日本的行人与司机已经形成一种自觉，哪怕在没有车辆行人和交警的情况下，行人与司机也遵守交通灯的指挥。

——摘编自王兆善《中西方生命价值认识与安全文化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