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河道总督，官名，清俗称“河台” ，即主管黄河、运河或海河水系的河工行政首脑”。尽管清朝规定治河是河政官员的职责，但一旦决堤沿河州县地方官员也脱不了干系。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河政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命运是捆绑在一起的。清初，靳辅（康熙时曾任河道总督）在治河的过程中，地方政府配合的事例不少，但地方官员不配合的情形比比皆是。同时，一般治理的河段都是经常发生水灾的地方，这便导致当地居民很多逃离了家乡。正如靳辅曾说：“近募友又不能实现，若想鼓励招徕之人，旧例就是增加工食，但这样又势必会增加治河经费数十万两，这笔经费及无法筹措。”
——摘编自姬忠科《靳辅治河相关问题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首次出京就到黄河视察，并发出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周惠来多次主持会议研究治理黄河的重大问题。黄河水利委员会在中共中央治黄方针的指导下，提出了 “兴利除害，分步治理”治黄指导思想。从1950年春开始，黄河水利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治理黄河的两个阶段工作，有目的、有步骤地对黄河流域进行从治标到治本的综合治理，遏制了黄河水患，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摘编自郭书林王瑞芳《从治标到治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治理》
(1)根据材料一概括靳辅治河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治理黄河取得成功的原因。
材料 1881年，俾斯麦意识到光靠“鞭子政策”无法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需要辅以“糖果政策”改善工人的处境。因此，德国先后制定了1883年《疾病保险法》，1884年《工伤事故保险法》扣1889年《老年保险法》。三项社会保险立法均规定了雇工与雇员的职责，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工人的权益。此后，三项保险法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到1911年，德国政府把诸多社会保险法令集合为一部法典，这部法典基本上奠定了现代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这些“湿和的手段”起到了诱使工人离开阶级斗争轨道的作用，还产生了较大的示范效应，西欧各国纷纷效仿。
——摘编自丁建定《试论近代晚期西欧各国的社会保险立法》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德国社会保险立法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德国社会保险立法的影响。
| A．以市场经济为指导 | B．与国际化视野相接轨 |
| C．以为人民服务为导向 | D．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 |
材料一 中国古代健身术是中华文化瑰宝。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古代健身术崇尚礼仪，偏重道德伦理，主静不主动，认为人身是一个完整的小天地，人的心态如何，对于整体的损益兴衰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古代养生学家们特别强调养心、养神、养性、养德，注重调摄情志，陶冶情操。同时认为，人生活于自然，更不可能离开自然环境。道不远人，只在平常日用之间。自古以来健身有千法，但最基本的法则是要合于自然。
——摘编自王德峰等《中国古代健身术初探》
材料二 近代以来，一些社会名流和政府要人认为，武术在强种救国方面具有特殊价值。在军国民教育思想和实用主义的自然体育观的影响下，近代中国武术不断发展。其中，接受军国民教育思想的人认为，中国应该提倡武术教育，通过武术教育，培育国民尚武及尚武精神，达到“强种救国”之目的；而传承自然体育观的人则认为，武术与西方近代体育一样，具有强健体魄的价值功能，武术为中国最良好的卫生之方，从而出现了武术的体育健身教育理念。
一一摘编自李龙《中国武术近代“强种救国”和“健身强体”教育思想解读》
材料三 广场舞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具有审美愉悦性和科学健身性的特点。近年来，随着相关政策的实施和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广场舞越来越受到各方的关注。我国广场舞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伴随城市广场基础设施建设和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以及对于生活娱乐方式多样化的需求应运而生。
——摘编自冯盈霖等《关于国内广场舞研究文献的综述与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健身术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中国近代武术发展的因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广场舞蕴含的社会功能。
材料— 传统中国是皇权和绅权分治的大帝国，国家行政权力仅延伸到州县一级，广大乡村的秩序主要由乡绅控制。尽管历代设有里社、保甲之类的乡治组织，但并非正式行政机构，实际效果也不理想。乡绅群体的构成是多元化的，既有地主、富商，也有致仕官员、生员，他们或可控制当地经济，或以特殊身份勾连官僚系统，或因渊博学识得到众人敬服。当然，乡绅群体仍是每个家族的一员，且拥有重要地位。乡绅会主持水利建设，自发赈灾济民，兴办义学教育。乡民们对安宁和土地的诉求就这样寄托于乡绅身上。
——摘编自郝秉键《试论绅权》
材料二 清末科举制废除后，传统乡绅中的优秀分子大多在城市追求进步事业。而部分留在农村的乡绅“迂者八股外无所知，谲者把持公事，惟利是图”。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土地改革为抓手，开始改造农村社会。乡绅的统治在很多乡民看来是天经地义的。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等领导人一直强调防止“和平土改”和“恩赐式土改”，通过举行诉苦大会等方式揭露劣绅行径，让乡民为审判劣绅的“人民法庭”提供案件线索。1950年底，政务院颁布《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在500～3000人不等的范围内建立基层政权。1951年4月，政务院又要求各地“缩小乡行政范围”。
——摘编自孟庆友《人民法庭对绅权的转化和替代》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绅权在中国古代乡村长期存在的原因及其积极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改造乡村绅权的背景和途径。
材料一 古代中国公共危机主要来自于灾荒。……“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和“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等贯穿于历代救荒思想之中。我国古代报灾制度始于秦汉时期，发生灾荒时，地方官吏必须如实上报灾情，逐级上报、直至中央。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认为人事能影响天意，从商代的巫术救灾，到西周开始重视灾后救助，再到春秋战国之后积极防灾减灾，体现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昂扬精神，认识到救灾成效取决于政府与社会应对是否得当，强调“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摘编自夏一雪、郭其云《我国古代公共危机应急救援的历史经验与有益启示》
材料二 近代西方国家在面对公共安全时，除了政府的积极引导外，民众个人表现出了极为突出的个体自律、自我约束和个人的主动参与。西方文化建立在科学和法律两大基础之上，这种行为文化可追溯到犹太教“摩西十诫”两千多年来对西方人的主流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的影响力。它表现为对安全规章和安全制度遵守的自觉性和自律性。人们普遍关心的是，自己是否处在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中，其心态可以描述为是一种主动的“我要安全”。日本家庭每年都进行紧急逃生演练，日本人每到一处新的环境，首先观察默记紧急出口位置。美国和日本的行人与司机已经形成一种自觉，哪怕在没有车辆行人和交警的情况下，行人与司机也遵守交通灯的指挥。
——摘编自王兆善《中西方生命价值认识与安全文化的差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社会处理公共危机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西方在面对公共安全问题时的特点及其原因。
| A．社会保障体系完善 | B．法律政策执行灵活 |
| C．社会经济发展繁荣 | D．崇儒尊孔治国理念 |
| A．汉朝建立完善的养老制度 | B．王杖具有尊老敬老的意义 |
| C．休养生息的治国之策形成 | D．独尊儒术后赐杖制度建立 |
材料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福利国家”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在欧美国家广泛实行。
“福利国家”政策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建立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失业救济、养老金、病休金和儿童津贴等；二是提供诸如教育、医疗、托儿等免费或低费的社会服务系统。其目的在于缩小社会差距，促进社会的民主与公正，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由于高福利是以高税收为前提的，“福利国家”政策的长期实行必然与经济发展的效率发生矛盾，国家不堪负担巨额公共开支，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下降，产品竞争能力不强，国家生产和国民收入增长缓慢等问题普遍存在。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更加公平公正、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使全体社会成员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实现人的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不断丰富和健全，综合素质和文明程度不断提高。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兼顾效率和公平，要充分认识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分阶段进行，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摘编自姜辉《实现共同富裕的方向原则和现实途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二战后“福利国家”政策在欧美广泛实行的原因，并对其进行简要评价。
(2)根据材料二，概括当代中国共同富裕思想发展的特点。与西方“福利国家”政策相比，中国在推进共同富裕上体现了哪些特色？
(3)综合上述材料，概括指出社会发展与民生的关系。
材料 李仪祉（1882-1938），陕西蒲城人，两次留学德国。他曾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任教，后在华北、黄河、淮河及陕西省水利机构任职，一度出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他主张在黄河上、中游地区植树造林，减少泥沙的下泄量；同时在各支流上建拦洪水库，以调节水量，并在宁夏、绥远（今内蒙古南部）、山西、陕西各省黄河流域及各省内支流广开渠道，以进一步削减下游洪水。对下游的防洪，他提出：一是开辟减河，以削减异常洪水；一是整治河槽。对此他主张采用德国水利学家恩格思的办法，即固定中常水位河槽，按照各河段中常水位的流量，规定河槽的断面，按这一标准来修正主河道，规划各种工程设施，以达到冲深河槽、淤高滩地的目标。但由于当时黄河的水文资料很不完整，李仪祉认为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实施这一方案。事实上直到清朝为止，我国传统治河理论和方法都只注意下游河道的整治，李仪祉提出上、中、下游全面治理的主张是我国治河事业趋向近代化的起点。
——摘编自葛剑雄《黄河与中华文明》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李仪祉对黄河治理所作的贡献。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李仪祉全面治理黄河的构想在当时未能实现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