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传统社会是一种“孝治”社会，“养老”在古代的礼制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孔子称：“夫孝，始于事亲。”唐朝政府严格要求子孙与祖父母、父母同居共处，家庭中的所有财产均归家长专之，唐高祖下诏“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宋朝时，人们强调“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有不慈而子不可以不孝”，一切以父母的喜怒哀乐为行事标准。《清律例》还规定“父母控子，即照所控办理，不必审讯”。家庭养老所追求的不只是养老行为对老年人生活的实际利益，更是养老行为中蕴含的所谓“理”。“孝德”是选拔官吏的重要参照，统治阶层对于“尊老养老”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统治合法性的依据。

——摘编自姚远《中国家庭养老研究》

材料二   在西欧的文化中，也强调子女要孝救父母，但西欧的家庭内的亲情关系比较淡漠，养老并不是家庭的责任。松散的家庭模式和疏远的亲子关系使老人得不到物资上的供应和精神上的安慰。17世纪，学者雷利写道：“除了牢牢抓住财产，不交给他们（子女）之外，我们别无选择。”当时老人大多以签订养老协议的形式，在将财产让渡给继承人的同时，确保继承人承担赡养的义务。协议在老人的吃、住、穿、用等几大方面做了十分具体而严格的规定。老人可以选择与无亲族关系的人，甚至社会机构签署协议，不过当时大多数养老协议仍是在父母与子女或其他亲族成员之间签订。老人获得什么样的养老条件，基本上取决于自己所掌握财产的多少。

——摘编自刘勇《中西方养老文化的初步比较研究》

材料一   中国古代很早就建立起包括救济在内的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孟子认为要使百姓接受统治，先从救济老幼、鳏寡孤独开始。朱熹主张设“社仓”救济百姓，还强调赈济要与发展生产结合起来。汉代光武帝曾命“郡国有谷者，给禀（官府供给粮食）高年、鳏、寡、孤、独及笃癃、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如《律》。”宋代将坊郭十等户中的下五等户作为“贫弱之家”予以救助。元代延续前代的基本规定，并在《刑法志》“户婚”项目下，有设立“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的制度，明清大致沿袭。

——摘编自王文素《中国古代社会保障研究》

材料二   从19世纪末起，英、德等国先后颁布了针对疾病、工伤事故等的保险法。针对低收入群体以及老人、儿童和妇女，西欧又建立或完善了救济制度。在理论方面，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贝弗里奇是最有代表性的社会保障学者，其中贝弗里奇被西方称为“福利国家之父”。二战后，西欧逐步建立起面向全民的社会保障网，除退休金、失业和医疗工伤三大保险外，还设立了孕产妇补贴、幼儿学童补贴等几十种项目。欧共体也逐步形成自己的社会政策。1972年，欧共体“社会行动纲领”把解决失业特别是青年人和残疾人的就业问题列入优先目标之一。

——摘编自李琮《西欧社会保障制度》

材料三   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追求。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我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道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扶贫主要是用给钱、给物等传统救济方式。这种方式虽可救急，但不能实现真正脱贫。于是，开发式扶贫取而代之，成为扶贫的一项基本方针。这一方针把发展作为脱贫的根本途径，注重调动贫困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仅要使人摆脱贫困，还要使人提高发展能力，融入社会。党和政府在不同时期的扶贫战略，都与国家发展水平相适应，因时制宜。新中国成立初期，扶贫对象主要是农村无法维生者。改革开放以来，扶贫对象逐渐从绝对贫困人口向低收入人口覆盖。在目标瞄准上，先是贫困区域，后是贫困县，再到贫困村，再到户到人。扶贫任务从解决农村温饱转为巩固温饱，再到脱贫致富。产业扶贫、科技扶贫、金融扶贫、教育扶贫、新型乡村旅游扶贫等等，多种多样的扶贫方式有力推动了农民脱贫，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借鉴意义。

——摘编自郝志景《新中国70年的扶贫工作：历史演变、基本特征和前景展望》

材料一   中国古代政府历来重视社会救济。汉朝建立常平仓制度，积谷备仓，调节粮食。隋唐时期，政府既重视官方储备，也大力提倡民间积储。隋文帝置仓积谷，预防荒年，还鼓励民间自置义仓，令各州百姓在收获时按贫富分三等出粮，于当地造仓积储。官仓救大灾，义仓防小灾。……宋朝以后，宗族内部的救助活动逐渐兴起。宗族通过设立义田、义学、义宅、义冢等族产，在衣食、住行、婚娶、蒙养、丧葬等方面资助族中贫困者。

——摘编自《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开始着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1951年，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标志着城镇企业职工劳动保险制度的建立。1956年1月通过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同年6月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指出，农业合作社应该对社内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没有依靠的社员，做到保吃、保穿、保医、保教、保葬，这两个文件奠定了五保工作的制度基础，五保制度正式在我国建立起来。

——摘编自郑秉文等《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与发展》

材料三   德国统一以后，经济迅速发展，需要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1883年5月，俾斯麦提出疾病保险法案在议会高票通过，这部法案规定，疾病保险的对象是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不包括农民，保费由雇主承担三分之一，工人自己承担三分之二，工人生病时的医疗和药品都是免费。这是德国第一个社会保险法案，开启了国家通过立法对弱势者提供社会保险的先河。1884年6月，《意外伤害保险法》在议会获得通过。1889年5月，德国议会通过了《伤残老年保险法》。三大保险法的颁布，意味着德国社会保险制度开始确立。

——摘编自《选择性必修一教师用书》

材料一   周代开始，中央政府经常派出使者“分行四方，延问疾苦”，以便及时“赈济百姓”。汉代各级政府与扶贫相关的财政事权就包括了收养孤儿、贩恤鳏寡、救疾医病、放赈救灾、助贷贫民、协助生产等十多项。汉代限民田，曹魏屯田制，北魏隋唐均田制，都是努力把人民和土地结合起来，帮助人民生产自救；另一方面则对农民生产提供帮助，如大兴水利、提供种子农具的贷款、编制农书等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独孤园等恤养老幼贫疾的常设机构。中唐时，刘晏强调国家赈济要适当：“赈给少则不足活人，活人多则阙国用，国用阕则复重敛矣”。唐宋时期，政府针对各种贫弱对象，都设立了专门的救助机构，这些措施为元明清历代所继承，并有新的发展。

——摘编自史卫《古代财政与扶贫》

材料二   最早到达美洲新大陆的移民主要是靠互帮互助来度过难关，移民到达新大陆不久之后很快就效仿英国建立了济贫制度。1929年下半年的经济危机，使人们强烈要求政府承担起社会责任。当时的美国总统死抱着“自愿救济”和联邦政府不参与社会救助的信条，未采取任何措施。1933年总统罗斯福推行“新政”，并于当年5月签署了《联邦紧急救助法》，标志着美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救济机构——联邦紧急救助署的成立，开辟了公共救助的新纪元。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社会保障法》，这部法律一改济贫制度下事后救济的做法，将贫困的预防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启了社会救助立法的里程碑。该法案在对待贫困问题上采用了两道防线，即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该法案主要目的就是将失业者、儿童、妇女、老年退休人员与残疾人纳入公共援助体系，形成了不同类别的社会援助计划。

——摘编自于婷《中美社会救助例度比较研究》

材料   对不同程度的贫困者给予不同的救济扶助，如明代林希元《荒政丛言》提出“极贫之民便赈米，次贫之民便赈钱，稍贫之民便转贷”……宋代以前，救助贫困人口一般以政府为主，如汉律规定国家需向“贫不能自存者”提供救助。到了宋代，国家开始注重采用经济手段、调动民间力量参与扶贫救助，如采用招商赈济、以工代赈等方式。除此之外，宋代还鼓励民间互助，动员富户救助贫户，并设立“纳粟补官”制度，对参与扶贫的富户奖以荣誉称号……宋代政府除了在自然灾害之后开展临时性救助，还从百姓日常生产生活实际出发，制定系统性扶持办法，从财政、民政乃至军政多个层面对贫困人口进行帮扶。

——摘编自孙竞、张文《中国古代扶贫实践及其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