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以前，救助贫困人口一般以政府为主，如汉律规定国家需向“贫不能自存者”提供救助。到了宋代，国家开始注重采用经济手段、调动民间力量参与扶贫救助，如采用招商赈济、以工代赈等方式。除此之外，宋代还鼓励民间互助，动员富户救助贫户，并设立“纳粟补官”制度，对参与扶贫的富户奖以荣誉称号……宋代政府除了在自然灾害之后开展临时性救助，还从百姓日常生产生活实际出发，制定系统性扶持办法，从财政、民政乃至军政多个层面对贫困人口进行帮扶。

——摘编自孙竞、张文《中国古代扶贫实践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陕甘宁边区高度重视救济及扶贫工作，在开展扶贫工作过程中，一方面开展直接救济，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为发展生产创造条件，开展以工代赈，为人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强化对人民的思想改造，使人民树立起积极参加生产、努力脱贫的意识。

——摘编自谭忠艳《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扶贫工作历史及启示》

材料三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农村经济快速增长，但少数地区发展相对滞后，农村发展不平衡问题凸现。1986年，政府对传统的救济式扶贫进行彻底改革，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为此成立了专门扶贫工作机构，安排专项资金，加强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特色产业培育。1994年，中央政府专项安排了“贫困地区九年制义务教育”资金，运用“造血式”扶贫手段，大幅度提高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此外，还建立了东部沿海地区支持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扶贫协作机制，推行了最低生活救助、劳动力转移、科技扶贫等多元化扶贫措施。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86年的206元增加到1993年的483.7元；农村贫困人口由1.25亿人减少到8000万人，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从14.8%下降到8.7%.

——摘编自《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

材料一   中国古代引进栽培了许多来自域外的农作物品种。源于西亚的小麦在汉代得以推广，唐朝之后甚至取代了中国原产的粟，成为北方最重要的禾谷类作物。汉代以后，黄河流域逐渐形成了以麦豆秋杂轮作复种二年三热制为主要形式的轮作复种制；长江流域在唐代以后也发展了稻麦两热制。宋代占城稻的推广，尤其是明清之际大量对环境适应能力强而又高产的美洲作物引入中国，使得原来难于利用的荒山、丘陵、滩涂得以开发，从而增加了粮食生产的面积和产量，极大地改善和优化了中国主要粮食作物种类的构成。

——摘编自王思明、刘启振《中华农业文明的融合与再生》

材料二   目前，中国粮食产量约占世界的1/4。2019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中提到，中国粮食产量稳步增长，人均占有量稳定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上。其中，我国谷物自给率超过95%，谷和小麦产需有余，完全能够自给，进出口主要是品种调剂。可见，中国依靠自身力量将饭碗牢牢端在了自己手上。

——摘编自彭涛《从古至今，“一粒米”如何变迁》

材料一1601年，英国颁布《济贫法》，以行政救济和收容来缓解圈地运动引发的贫困等问题。1723年，英国在各教会区设立济贫院。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自由放任理论认为对贫困劳工不宜帮扶过多，因而1834年议会通过新济贫法，迫使多数贫民走上工作岗位。……由于经济危机与二战的打击，英国越发走向“贫困之路”。1942年，英国颁布《贝弗里奇报告》，指出摆脱“贫困之路”方案，通过社会保险并根据家庭需要进行双重收入再分配；并着力形成一个以凯恩斯思想为指导的福利体系。1946年《国民保险法》和1948年《国民救助法》通过后，英国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但英国的贫困问题仍持续恶化。

——摘编自杨敏《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演变与启示》等

材料二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成功实现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贫困人口脱贫，演绎了充分发挥中央权威理性化优势，带动地方政府与社会协同的治理贫困的模式。中国扶贫模式的探索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发展进程相一致：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扶贫减贫成效，之后经历了“大水漫灌”的普遍救济式扶贫到区别对待的区域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最终确立了发展式扶贫。中国的扶贫模式是一种基于“共同富裕”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国家目标，而不是西方为赢得选举而安抚选民的功利手段；是一种旨在帮助贫困人口形成致富能力的发展意义上的分配制度，而不是西方“托底式”的功利性社会救济。中国的贫困治理用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福利分配方面的政治优势，有力挑战了西方传统的福利国家理论，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具有参考性的方案。

——摘编自谢岳《中国贫困治理的政治逻辑》等

材料一

——依据《中国统计年鉴》

材料二   清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历史使命.2012年，党的十八大后拉开了脱贫攻坚的序幕.2013年提出.精准扶贫的理念。2020年，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

——摘编自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