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明中期以后，黄河、淮河流域水患频发。为此，明廷开始设立“总理河道”一职，全权负责黄淮事宜，各地文武官员均受其节制。明代河防所需费用主要是政府负担，也自地方民间摊派筹措，河工民夫多出自徭役，按地亩征发民夫。明代总河由朝廷直接委任，视其治河成效决定升迁去留。总河离任前，可以推荐一批熟悉河务、勤勉能干的官员，使之受到封赏或优先补缺升迁。最迟在明末就有了具体的河防失职官员处罚条例，崇祯年间的总河周鼎被流放，依据的就是“故决河条例”。

——摘编自《明清时期黄淮河防管理体系研究》等

材料二   1950年10月，《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明确了治理淮河的方针：“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为了统一治淮工程的领导，中央人民政府筹组治淮委员会，负责规划和领导淮河流域的水利工作。同年11月，第一期治淮工程正式开始。润河集分水闸是控制整个淮河干流洪水的关键，其所需要的钢铁闸门及机件，由上海140余家工厂制造并在一个半月内赶制完成。治淮工程遍及河南、皖北、苏北的48个县，来自全国各地参加建设的工程技术人员在1万人以上。这些工程在当年的抗洪排水中就发挥了一定作用。1951年11月，治淮第二期工程开工后，河南、安徽、江苏三地政府调集大量民工投入到淮河各处工地。治淮民工普遍开展了劳动竞赛运动，并在竞赛中改进施工方法和提高劳动效率。1952年7月，治淮工程基本完成。这些工程拦蓄的洪水灌溉了大量农田，使淮河流域连续获得丰收，淮河干支流的航运事业的发展也加强了物资交流。

——摘编自王瑞芳《从点到面：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淮河治理》

材料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失业人口一度高达60余万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上海市政府开办了一些传习所，又筹集民间资本兴办了一些民生工厂，前后安置失业工人数千人。在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振兴实业的同时，政府还兴办了主要培养青年学生劳动技能的职业教育。抗战胜利后， 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法规，把失业保险列为重要险种，但由于资金缺乏而无法推行。受多种因素制约，上海市政府治理失业的成效并不显著。

——据谭玉秀《民国时期城市失业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材料二：建国初期，上海失业人口高达 67 万余人。在政府拨款救济的同时，上海总工会发出“全币在业工人捐助一天工资”的号召，得到了全市工人的踊跃支持，全国人民也开展了对上海失业工人的捐助运动。上海市政府鼓励来自周边各省的失业工人回乡生产，并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在“一五”计划实施期间，政府严格控制资本家解雇工人。1957年，上海失业人口降至3万余人。

——据吴文俊《上海失业问题及其治理研究(1949—1957)》

材料一   两宋三百多年间，发生自然灾害两千余次，年均六七次，且多引发饥荒，毁坏民舍，民众流离失所，导致出现大量流民。针对频繁的水旱灾害，宋代统治者认为“灌溉水利，农事大本”，于是采取诸多措施兴修水利，尤为重视对江南地区的水利管理。担任地方官的苏轼把水利事业视作“事关兴运”的大事。王安石主张选用得力的官员，趁丰收之际和农闲之时积极修筑水利设施，以防灾为主，他认为“治水土诚不可缓也”。

——摘编自范勇、郑志强《宋代社会救灾制度及其对当代社会保障的启示》

材料二   在康熙帝的亲自主持下，从1677年到1688年，河道总督靳辅通过取土筑堤、加深且增宽黄河河道、开挖引河、引淮河水冲刷黄河河床等工程，不仅完全堵塞了黄河决口，而且使得黄河河道初步得到修复和整治。1788年，长江荆江段大水，20余处决口。乾隆帝诏令政府组织力量堵塞决口的同时，增加大堤的高度和厚度，以提高江堤的防洪抗灾能力。史载，此后50年间类似的加筑长江堤坝的大规模工程，共进行了20余次。清政府实行河堤工程保固制度，即规定在完工后的若干年内，工程必须坚固，如出现质量问题，承修官将受到严厉处罚，并建立了河务河防体系，配给大量人力物力，独立管理运作。

——摘编自陈桦《清代防灾减灾的政策与措施》

材料—   1952年，毛泽东首次出京就到黄河视察，并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周恩来对“黄河的事情”亲自挂帅，多次主持会议研究治理黄河的重大问题。根据黄河自身的特点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黄河水利委员会在中共中央治黄方针的指导下，提出了“兴利除害，分步治理”的治黄指导思想。从1950年春开始，黄河水利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治理黄河的两个阶段工作，有目的、有步骤地对黄河流域进行从治标到治本的综合治理，遏制了黄河水患。1954年3月，黄河下游春季修堤工程全面开工。河南、山东两省各工段上堤的民工共计五万多人，许多包工队都重新整顿劳动组织，并积极改进工具，推行先进工作法，使工程质量和工作效率都有所提高。1954年黄河顺利地度过了八次大汛，此后黄河水利委员会在此基础上编制了黄河流域规划，开启了全面的治本工作。

——据郭书林、王瑞芳《从治标到治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治理》整理

材料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黄河治理开发得到进一步加强。邓小平、陈云等非常关心黄河的治理开发以及水资源利用等问题。1979年7月下旬，邓小平到山东视察。他得知青岛缺水，指挥实施“引黄济青”工程。1989年11月，“引黄济青”工程竣工，青岛市用水问题基本得到解决。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解决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等重大环境问题进入了法制化轨道。1988年，第一部《黄河水资源保护规划》编制完成，为黄河水资源保护工作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20世纪末21世纪初，黄河断流以及黄河受纳的污染物量已超出自身水环境的承载能力，水污染加剧、生态环境失衡等问题带来的严重后果日益凸显。为此，相关部门从1999年开始对黄河水量进行统一调度。2000年，黄河小浪底枢纽一期工程开始发挥调蓄作用。至2012年，黄河流域的水质总体恶化趋势初步得到遏制，水资源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不断深入，其中重要生态敏感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也得到有效控制，黄河断流也未再出现。

——摘编自陈建波《新中国黄河治理的成就及启示》

材料一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历代政府均把粮食安全摆在治国安邦的重要地位……汉代贾谊积极主张发展粮食生产，重视粮食储备，认为粮食储备是“天下之大命”。唐宋时期，形成了体系健全的救荒救灾的仓储制度，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历代政府一方面发挥政府在粮食流通中的干预作用；另一方面，还发挥自由贸易在调节粮食余缺方面的作用。清乾隆皇帝对建立全国统一粮食市场的必要性就有着清醒的认识，并给粮食市场的建立与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摘编自吴宾等 《试论中国古代的粮食安全观》

材料二   农业仓库是一种起源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农业金融制度，于20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各县必须要有由农民银行设立的农业仓库”的决议，大力推行新型农仓建设，这是中国粮食储备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利用信货资金建设仓储设施......为指导各地农仓建设，国民政府陆续颁布《农仓法》《农仓业法》等法规，确立了农业仓库的法律地位。农仓也从局限于储藏粮食，扩展到辅助农业生产的功能，加之金融资本的进入使得新农仓在当时获得了较快发展。一定时期内，全国仓储容量大幅增加，对保障粮食供应发挥了作用。然而，农业仓库毕竟属于新生事物，无现成经验可借鉴，在推广过程中出现政府财力匮乏、经营思路单一、农户受益不大缺乏热情、仓储农产品不足、存储设备简陋粮食发霉、不能有效防虫、交通运输障碍等问题，于1937年最终陷入低谷。

——摘编自白丽萍《民国时期关于“农业仓库”的研究和讨论》

材料一 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比较侧重竞技体育的发展，竞技体育呈现一枝独秀现象。1984年国务院政策要求“把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整体未质”作为根本目标，积极开展群众冰雪活动，冰雪运动政策由单一目标向双目标进行转化。2015年申办冬奥会成功后，不仅对冰雪运动竞技性、群众参与性有了明确的要求，同时还对冰雪产业、冰雪旅游等进行要求，冰雪运动进入多元化发展阶段。

——摘编自《我国冰雪运动发展政策70年演进：历程、特征与趋势》

材料二 随着时代的发展，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了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也给当代体育文化构建指明了方向。通过重新界定体育价值，利用多元手段去“泡沫繁荣”，构建国内各阶层的体育自信力和文化自信力是构建体育价值的基本出发点。以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为根基，基于历史和现实，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文化，避免被西方虚无主义等价值观念侵蚀；强调体育文化之本质，弘扬中华体育文化之精神，培育大国竞技体育之自信等手段可以改变目前中国体育文化发展的负向趋势，促其正向发展。

——摘编自王俊鹏、谭延敏《文化场域理论视角下的新时代中国体育文化构建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