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时，医疗资源贫乏，主要集中在城市和沿海地区。1949年11月，卫生部设立了专管卫生防疫工作的公共卫生局，统一负责全国传染病、交通检疫、环境、食品、学校与劳动卫生和卫生监督等工作。1952年，中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成立，掀起了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血吸虫病、黑热病、鼠疫、麻风病等得到有效治理。之后，逐步组建了包括卫生防疫、地方病控制、妇幼保健等公共卫生机构体系。60年代中期，城市形成了市、区两级医院和街道门诊（所）三级医疗服务体系，农村形成了县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均集预防、医疗、保健于一体。1978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到169732个，专业医院9293个，卫生技术人员2463931人，中医院与中医院校广泛建立。
——摘编自李玉荣《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与中国卫生事业》
材料二 《1911年国民健康保险法》规定工人参保由工人、雇主和政府共同出资，参保工人可免费接受全科医生诊疗。二战期间，战时医疗服务体系提供的免费诊疗范围扩展适用于遭空袭的伤员、服务业人员、生产军需产品的工人、特定的慢性疾病患者，最终适用于战时所有行业的工人和其他需接受医院治疗的人。《1946年国民医疗服务法》强调卫生大臣有责任促进建立全面的医疗服务，据此建立了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形成了大区医院管理委员会负责医疗机构管理，地方卫生当局负责地方公共卫生服务管理，地方执行委员会负责全科医生服务管理。
——摘编自李鸻《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行政治理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新中国与英国医疗卫生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英国二战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历史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医疗卫生成就的意义。
材料一 先秦时期，中国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已初步形成。汉代政府颁布法令免除老人赋役，设立了常平仓作为备荒仓储，且建立了报灾、勘灾和救灾等基本程序。隋朝设立义仓，南宋时期设立社仓，形成了完整的备荒仓储体系。明清时期在救助社会弱势群体方面，设有养济院、孤老院、惠民药局等救助机构。民间慈善团体也日渐增多，许多慈噩组织规定对“贫困无依的孝子、节妇”要优先给予救济，对“不孝不悌、赌博健讼、酗酒无赖，及年少强壮、游手游食以致赤贫者”一律不予救助。
——摘编自王卫平黄鸿山《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事业述论》
材料二 晚清以降，一些有识之士在与西方社会的接触中意识到中国传统救济的弊弊在于“有养而无教”，并认识“重教”的积极意义。晚清政府明确责成地方官绅体察情形，在各种养济院、清节堂中附设工艺所，“兴养立教”。民国政府逐步摒弃传统的慈善观念，代之以先进的国家责任理念，将社会救济视为“集体之生存而当为，不专为人类之悲悯而宜为”的事业。
——摘编自岳宗福杨树标《近代中国社会救济的理念嬗变与立法诉求》
(1)概括中国古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成因。
(2)据材料二，指出近代社会保障思想的变化并说明其影响。
材料一 明朝后期疫病发生频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在1580年、1639年出现两次延续多年的瘟疫。疫情出现后，明朝基本上都是向疫区派出医官对患者进行诊治，并散发相关的药剂，向灾民派发小额救济钱物，同时设坛做法事，期盼降神而祈福禳灾。有官员曾上疏说：“今之人皆知救荒，而不知救疫。”明朝防疫的消极反应在很大程度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影响，认为瘟疫是天神“震怒”的表现，这种观念使人丧失了与疫病积极斗争的意志，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责任也趁机被推卸。瘟疫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崇祯十六年（1643年），北京鼠疫流行，不到7个月时间，就造成了20万人死亡，蔓延势烈，形势惨重。
——据程杨《中国明清时期疫病时空分布规律的定量研究》等
材料二 伦敦于1499—1665年发生多次严重鼠疫疫情。随着王权的加强和民族国家的形成，都铎王朝摆脱了中世纪消极无为的宗教防疫观念束缚，而以积极的姿态来处理防疫事务。为防控疫情，1518年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来隔离措施在全国逐渐合法化和制度化。政府严禁疫区人员流动，以防止疫情扩散。政府积极加强疫区公共卫生建设，以消除疫病滋生条件。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市政当局还专门任命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在这些法令基础上，英国政府初步构建了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为防疫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决定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基金，来救助那些因为瘟疫、灾荒等突发灾难四处流浪的乞丐和流民。由于有政府救济，许多家庭愿意接受隔离，这使得英国的防疫工作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7世纪末期鼠疫逐渐从英国消退。
——据陈凯鹏《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和英国政府防疫措施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种防疫观产生的社会背景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 解决贫困问题，近代早期英国地方政府的治安法官开始探索济贫之道。16世纪末济贫法令出台之后，教区成为济贫管理的基本行政单位。教区组织募捐，救济无谋生能力成因粮食歉收而生活贫困的人。由于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动，身体健壮的流民数量剧增。亨利七世初期，地方“根据法令对流民进行囚禁或公开惩罚”，诺里寺市在1570年设立流民感化院或救养院。各市镇通过警告不雇用帮工的雇主、惩罚懒惰者等措施，强制流民劳动。同时，通过建立纺织厂和磨坊、购买大麻和羊毛等原材料、建立劳动救济所等途径，为穷人提供工作。随着济贫法等法令的颁布，英国济贫法的基本框架逐步形成，一直沿用到19世纪。
——据初庆东《近代早期英国治安法官的济贫实践》
材料二 19世纪中期，英国自由主义盛行，主张实行有限度、有条件的救济。1834年，按照新济贫法成立专门的中央机构，打破郡的边界，把之前的15000个教区组合成为700个教区联盟。教区联盟在中央济贫法专员监督下提供济贫服务。新济贫法允许不同教区间的贫民自由流动，还规定贫民如要得到救济必须进入济贫院。但进入济贫院的贫民没有选举权。济贫院大多为混合济贫院，按照贫民年龄和身体状况强制性隔离。济贫法局对患痛者和儿童提供贫民医疗救济、济贫法学校。据统计，1844年，英国全部公共支出为699万英镑，济贫支出占全部支出的比例为72．69%，到1874年，两者分别为1285万英镑、59．64%。
——据丁建定《英国新济贫法制度的实施及其评价——19世纪中期英国的济贫法制度》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早期英国济贫实践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中期英国济贫实践的新变化，并简评19世纪中期英国的济贫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