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创造了全球范围内的“扶贫奇迹”。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利用行政手段对生产资料进行再分配，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彻底铲断了造成贫困的经济根源，为农民摆脱贫困创造了物质条件。通过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使亿万农民走上合作经济发展道路，建立起以农业合作社为组织形式的农村公有制经济体制。同时在农村建立“五保”供养制度、储备粮制度等初步的社会救助体系，缓解了农村地区极度贫困的局面。

——摘编自白晋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扶贫工作的发展历程、基本经验和未来展望》

材料二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提升的贫困问题，致力于解决过往扶贫过程中存在的识别对象不准、后续动力不足、到户困难、机制不顺等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新理念、新战略，形成独特的习近平贫困治理观。

——摘编自李文《习近平贫困治理观的理论渊源与实践价值》

材料   为了改善民生，消除贫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将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全国上下凝心聚力，投入精准扶贫的历史洪流。下表为关于贫困问题研究的相关成果。   

材料一   士绅阶层源远流长，但直到明清时期才逐渐成为一个群体，并在乡村治理中发挥其相应的功能。明清士绅阶层鼓舞民众开垦荒地，种植粮食作物，修建农业灌溉设施；带领乡民开山架桥，修建道路，并定期修整维护道路；躬体力行，传授经典，传播传统道德信条。每逢粮食歉收、灾荒年份、乡民生活窘困之时，士绅阶层筹资筹粮，开设粥棚，赈济乡民。士绅阶层带领乡村民众制定乡规民俗，对地方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士绅阶层有时候还凭借其特殊的社会地位，无情地剥削乡里民众，强迫民众为其劳动服务。在调解处理乡民诉讼纠纷时，士绅阶层有时也会因为收受贿赂，导致调解判罚的偏颇。

——摘编自李富豪、罗运胜《论明清士绅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及其对当今乡村振兴的启示》

材料二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保甲废弛，政府对乡村治理进行了适度调整与变革。晚清政府仿效日本推行地方自治，在乡村推行了一系列积极有效且具有现代治理色彩的举措，如兴办新式教育、制定村规民约和发展乡村经济等。1915年，民国政府在清末制度设计的基础上相继颁布了《地方自治试行条例》及《施行细则》，最早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乡村自治模式。192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渐成风尚，众多社会精英投身其中，中国乡村建设呈燎原之势，600多个乡村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参与其中，通过兴办教育、改造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防卫，复苏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民族再造”与“民族自救”。

——摘编自冯俊锋、唐琼《清末民初中国乡村治理再考察》

材料三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进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三农”工作重心已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贯彻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习近平2021年9月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

材料一   我国古代社会有许多救助、济贫的思想，以国家的“民本”“仁政”和“大同”思想最为有名。《礼记》曰：“以保息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先秦时期对“老弱群体”实施救助的始源，奠定了中华民族救济的实践基础，如齐桓公时期采用的“赈孤寡，收贫病”。汉朝为穷人设立了专门的收容机关。唐宋时期，出现专门救助贫穷老人、病人、残疾人及孤儿机构。元明清时期对“老弱群体”实施救济的措施得以完备，出现了“问责”条文，民间救助得以发展。元明两代以养济院为主，另外还设安乐堂、栖流所、惠民药局等救助机构。

——摘编自诸葛至辉等《浅议我国古代的社会救助制度》

材料二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我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了7亿多，贫困发生率下降为5.7%，实现了“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快速度的大规模减贫”。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截至2015年年底，减少到了5575万人。中国扶贫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贫困标准逐年提高，贫困地区内部差距扩大，“绝对贫困”问题减少了，“相对贫困”问题却日益显著。在新常态下，传统的工作手段和方法已不适应中国新时期的扶贫要求，要打破禁锢思维，寻找新的突破口，就需要建立新的扶贫工作体系，而精准的贫困人口“进入-退出”制度则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摘编自国务院新闻办《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

材料一   19世纪30年代初的英国，霍乱等流行病肆虐，一些统计学家、医生和其他民间有识之士，开始用他们的专业技术、理性思维和人道主义精神，领导了30—40年代的公共卫生改革运动，推进了公共卫生改革进程。他们较早利用调查和数据方式对社会卫生状况进行研究，向民众普及公共卫生知识，也号召民众以向议会提交请愿书的方式，来推动公共卫生的立法进程。一些志愿团体，关注工人的住房、清洁等状况，将公共卫生及改革的理念传递给工人。1848年的霍乱爆发，推动英国中央政府通过了《1848年公共卫生法》，成立了中央及地方相关卫生部门，标志着英国近代公共卫生迈入了制度化轨道。

——摘编自张晶晶《19世纪30—40年代英国公共卫生运动中的医学争论研究》

材料二   为抵御美国细菌战，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后改称“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反细菌战，加强防疫宣传工作。接着，全国各地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全国人民迅速掀起了以反对美国细菌战为中心的人民防疫运动。当时主要任务是消灭传播鼠疫、霍乱等传染病的病媒害虫，被人民群众称为“爱国卫生运动”。截至1952年底，全国清除垃圾、粪便等1.6亿多吨，许多地方的卫生面貌焕然一新。1956年，中共中央把爱国卫生运动写进农业发展纲要，标志着爱国卫生运动开始从突击性的运动向经常性运动转变，从粉碎细菌战向消灭疾病转变，从保家卫国向移风易俗、改造国家转变。

——摘编自肖爱树《被WHO誉为“中国的国宝”：新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

材料   乡村建设运动是在20世纪初中国农村经济走向衰弱的时代背景下，以乡村教育为起点，以复兴乡村社会为宗旨，由知识精英推进的一场乡村社会改造运动，知识界的普遍认识是救济农村即拯救国家。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实验区有1000多处。各主要乡建团体所进行的工作基本上都包含政治改革、文化教育、科技改良和推广、卫生保健、组织合作社、移风易俗、自卫保安等内容。突出代表是晏阳初的定县平民教育运动、梁漱溟领导的邹平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在1928年开始提出“乡治”的主张，到1931年完成了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他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是搞所谓“乡村建设”，即依靠“乡村自治”组织，来建立“乡村文明”。1931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开办了乡村建设研究院，搞“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一是建立“乡农学校”；二是建立“乡村自卫组织”；三是建立“合作社”，进行农业技术改良。他说：“共产党闹的最厉害的地方，单靠军队去剿是不行的”，“要想消除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必须另有一种农民运动代替才可以”。

       ——摘编自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材料一   清朝前期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主要通过救助机构实施。这些救助机构有综合性的如养济院、留养局；有针对某一弱势群体的，如育婴堂。养济院、育婴堂、普济堂为常设救助机构；留养局、粥厂为季节性的救助机构。养济院、粥厂、栖流所等由政府供给被救助者衣食。普济堂和育婴堂有些是民办的，但绝大多数是奉皇常之命设立的，被纳入政府资助、管理的范围。清代前期的社会教助几乎是以“养”为唯一方式，对被教助者的教助完全是免费的，以保证他们的生存为目的。

——摘编自刘悦城《清朝前期的社会弱势群体教助》

材料二   建国初期，弱势群体数量巨大，情况复杂。因此，毛泽东认为，政府在社会救助工作中应遵循因类、因人而异的原则。救济失业人员：“推行积极的失业救济，救济失业与促进就业相结合”;救灾工作：“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群众互助，以工代赈，并辅之以必要的救济”。不论是失业救济、灾民救济，都是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围绕建国初期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个政治大局进行的。除政治、经济方面的救助措施外，还重视弱势群体的思想教育工作，使弱势群体主动、积极地融入到劳动自救和建设新社会的洪流中。党和政府还在全社会提倡平等相待、团结互助、扶弱济贫，反对社会歧视，让全社会都关心社会弱势群体，从而为弱势群体的救助和自救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从1950年7月至1952年9月的3年间，全国共安置救济失业人员上百万。灾民、贫民和流民也得到合理的救助与安置。

——摘编自杜俊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救济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