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601年，英国颁布《济贫法》,以行政救济和收容来缓解圈地运动引发的贫困等问题。1723年,英国在各教会区设立济贫院。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自由放任理论认为对贫困劳工不宜帮扶过多,因而1834年议会通过新济贫法,迫使多数贫民走上工作岗位。……由于经济危机与二战的打击,英国越发走向“贫困之路”。1942年 ,英国颁布《贝弗里奇报告》,指出摆脱“贫困之路”方案,通过社会保险并根据家庭需要进行双重收入再分配；并着力形成一个以凯恩斯思想为指导的福利体系。1946年《国民保险法》和1948年《国民救助法》通过后,英国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但英国的贫困问题仍持续恶化。

——摘编自杨敏《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演变与启示》等

材料二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成功实现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贫困人口脱贫,演绎了充分发挥中央权威理性化优势,带动地方政府与社会协同的治理贫困的模式。中国扶贫模式的探索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发展进程相一致: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扶贫减贫成效,之后经历了“大水漫灌”的普遍救济式扶贫到区别对待的区域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最终确立了发展式扶贫。中国的扶贫模式是一种基于“共同富裕”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国家目标，而不是西方为赢得选举而安抚选民的功利手段;是一种旨在帮助贫困人口形成致富能力的发展意义上的分配制度,而不是西方“托底式”的功利性社会救济。中国的贫困治理用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福利分配方面的政治优势,有力挑战了西方传统的福利国家理论,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具有参考性的方案。

——摘编自谢岳《中国贫困治理的政治逻辑》等

材料一   早在先秦前，我国就有了社会保障思想。商朝建立初期，实施了许多爱民、利民的举措；周武王时期，大力提倡爱民、保民主张，西周王朝还实施了慈幼、养老、赈穷、恤贫、宽疾、安富等六项爱民政策。孔子在《札记》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墨子提出“爱人者，必为人爱，恶人者，必为人恶——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

——摘编自郭亚雄《中国古代社会保障思想及其行为研究》

材料二   中国古代疫情多发，文献中“大疫”“时疫大行”等记载不时出现，唐代也不例外。唐代尽管医疗机构很完善、发达，但仍无法有效应对大规模爆发的疫病。其中重要原因是医疗资源的不均与不足。在此情况下，基层民间医疗有所开创和发展。悲田病坊是唐代开创的救助病残、乞丐及贫民的专门机构，服务对象就是社会底层群体。病坊的所属关系有：一是受官府管理，经费也来自官府；二是僧人自行管理，经费来源于寺院。悲田病坊的设置是儒家仁政思想与佛教慈悲为怀精神的实践，一方面从民间的角度补充了医疗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在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的情况下救助社会底层百姓。其设置影响深远，为后世所继承。

——摘编自廖靖靖《多姿多彩的大唐风貌》

材料一   中国古代政府历来重视社会救济。汉朝建立常平仓制度，积谷备仓，调节粮价。隋唐时期，政府既重视官方储备，也大力提倡民间积储。隋文帝置仓积谷，预防荒年，还鼓励民间自置公共粮仓“义仓”，令各州百姓在收获时按贫富分三等出粮，于当地造仓积蓄。官仓救大灾，义仓防小灾。宋朝以来，宗族内部的救助活动逐渐兴起。宗族通过设立义田、义学、义宅、义冢等族产，在衣食、住行、婚娶、蒙养、丧葬等方面资助族中贫困者。北宋范仲淹在族内创设义田，赈济族人，影响深远。明清时期，慈善组织开始兴起，出现了善堂、善会等慈善机构。

——摘编自《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材料二   “光荣革命”后，英国社会事业的重点是救济贫困，组织形态以教会和慈善组织自发为主。18世纪20年代以后，教区相继建立济贫院，“济贫院体制”逐渐发展。到18世纪70年代，全国约有2000所这样的济贫院。19世纪30年代起，议会先后通过修订《济贫法》（1834年），颁布《公共卫生法》（1848年）《初等教育法》（1870年）等，要求政府承担更多扶助贫困和提供基础教育的责任，并增设济贫部（1847年）地方事务部（1871年）教育部（1899年）等政府机构，搭建起管理社会事业的基础框架。

——摘编自王薇《英国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历程、特点及启示》

材料一   永定河属海河水系，清初“水患频仍”。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直隶巡抚主持冶河，改行河道，并在两岸筑堤防系统。竣工后，康熙皇帝赐名“永定河”，下旨：“永定河工，照黄河岁修、抢修之例办理。”清廷设立永定河道，总理永定河事务，有近2 000名河兵常年修守。改名永定河后的40年内，下游漫溢、决口达20次。清中期以后，在永定河修建17处减水坝，各减水坝下均开挖有减水引河。一段时期内不再洪水泛滥，但河道淤积严重，到清末已成“墙上筑夹墙行水”的形势。

——据（清）《永定河续志》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在大江大河治理中把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1951年，开始在永定河上修建官厅水库，这是海河流域第一座大型水库。1957年，《海河流域规划》编制完成，其方针任务是：防止华北洪涝灾害，发展灌溉、航运、发电、工业城市给水。1963年11月，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海河流域各地分别成立“根治海河”指挥部，在工程实施中采取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根治海河”前期，每年用在水利建设上的劳动力达百万以上。骨干工程在用工与治理顺序上实现了各省市的团结协作。经不懈治理，海河流域的洪涝等自然灾害得到有效控制，“十年九荒”的历史彻底改变。

——据《海河志》等

材料一   中国古代政府历来重视社会救济。汉朝建立常平仓制度，积谷备仓，调节粮价。隋唐时期，政府既重视官方储备，也大力提倡民间积储。隋文帝置仓积谷，预防荒年，还鼓励民间自置公共粮仓“义仓”，令各州百姓在收获时按贫富分三等出粮，于当地造仓积蓄。官仓救大灾，义仓防小灾。宋朝以来，宗族内部的救助活动逐渐兴起。宗族通过设立义田、义学、义宅、义冢等族产，在衣食、住行、婚娶、蒙养、丧葬等方面资助族中贫困者。北宋范仲淹在族内创设义田，赈济族人，影响深远。明清时期，慈善组织开始兴起，出现了善堂、善会等慈善机构。

——摘编自《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材料二   “光荣革命”后，英国社会事业的重点是救济贫困，组织形态以教会和慈善组织自发为主。18世纪20年代以后，教区相继建立济贫院，“济贫院体制”逐渐发展。到18世纪70年代，全国约有2000所这样的济贫院。19世纪30年代起，议会先后通过修订《济贫法》（1834年），颁布《公共卫生法》（1848年）《初等教育法》（1870年）等，要求政府承担更多扶助贫困和提供基础教育的责任，并增设济贫部（1847年）地方事务部（1871年）教育部（1899年）等政府机构，搭建起管理社会事业的基础框架。

——摘编自王薇《英国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历程、特点及启示》

材料一   在欧亚大陆，寒冷期与瘟疫时代的来临不期而遇。据估计，在14 世纪的 100年中，黑死病在欧洲共夺去了2400多万欧洲人的生命，约占当时全欧洲人口的1/4。面对黑死病的肆虐，以意大利为代表的欧洲一些城市的市政当局，通过相关法律禁止集会以防瘟疫传播；对丧葬进行规范管理，以杜绝病源扩散；强制对出入发生瘟疫的城市进行限制；加强基础卫生设施建设，重视对垃圾的处理，人们懂得了许多卫生习惯。此后几百年里，地中海沿岸通过隔离防治鼠疫便成为人们司空见惯的时期„„黑死病给世界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欧洲乃至世界各国从此非常注意对传染病的防治，国际上通常称其为“第一次卫生革命”。

——据[美]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世界：一部历史》，王旭东《世界瘟疫史》等

材料二   “清洁”一词，中国古已有之。近代以来，国人的清洁观念逐渐变得重要而明晰，清洁事物不仅被视为卫生防疫的关键乃至首要之务，而且成为关乎种族强弱、国家兴亡与体面的政治大事；原来基本属于个人事务的清洁活动也日益被作为公共事务纳入官府的日常行政事务之中。

——据余新忠《防疫•卫生行政•身体控制——晚清清洁观念与行为的演变》